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正嬉笑着，眼神清澈地似有一汪水，人家说他是喝趵突泉水长大的，所以什么都敢讲。因为这个文革里他差点被打成残废,很受伤；文革后的30年里，他爬起来受重用。改革开放的风云跌宕里他不再甘为外物牵绊，躲进小楼挥洒使尽压抑了数十年的力量，疯狂地创作着，时常工作18个小时以上，最多的时候一天就创作200幅作品，终于成就为享誉中外的艺术家。

　　就像现在，你跟他面对面坐着，眼对眼神色交换，你发觉不到他半生所经历的辛苦遭遇，他脸上全是烂漫无邪的笑，就像人家说他赤诚如顽童，所有沧桑全付笑谈之中。

　　文革后期，我躲在30度安全角里

　　我当时展出的主要就是一些小动物画，小狗子、小猫儿什么的。其实,当时这个展览也有压力，因为文革时期都是宣传画,但是我不怕啊!文革我蹲过监狱。这个展览之后，美术界开始探讨艺术的形式美问题，等于是一个转折，从政治到人情味。

　　记者:文革时期,艺术的形式美问题被划为“禁区”。改革开放之初掀起美术界变革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一场关于形式美的大讨论。我注意到1979年5月的《美术》刊文谈您和动物画，指出您作品中的形式美。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韩美林:1979年6月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展览。这是文革后继黄永玉之后的第二个个人画展。我当时展出的主要就是一些小动物画，小狗子、小猫儿什么的。其实当时这个展览也有压力，因为文革时期都是宣传画，但是我不怕啊!文革我蹲过监狱。这个展览之后，美术界开始探讨艺术的形式美问题，等于是一个转折，从政治到人情味。我把小熊猫画成孩子，把小老虎画成小孩儿，这不挺好的吗?文革后期我就开始画这些,反正这些也上不了纲。

　　我这些作品一出来，老百姓们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轰动?我首先抓住了人类，抓住了地球上最大的东西就是爱。把动物都看成孩子，这就是一种爱的转化呀，从爱这儿发动大家、倡导大家爱吧!

　　记者:1979年您的关系还留在安徽,但就进京在中国美术馆召开个展了?

　　韩美林:当时的中国美协主席华君武他们请我出山，当时华君武也没有办个展。我能在中国美术馆办个展，与当时中国美协领导人吴作人等也有关系，吴作人真是支持我啊，刘开渠、丁井文这一帮领导帮了我，中国美协当时给我开这个展览会也是一种解放思想。因为文革十年，中国人民的思想一直是这么禁锢，像紧箍咒一样箍着，他们一看文革后期还有韩美林这些作品这么鲜活，充满着爱。

　　记者:文革后期,从监狱放出来时您已过了而立之年,如何在短短几年后就做到艺术上的一鸣惊人?

　　韩美林:关着我的5年我也没有歇着，我是个有一滴水就能活的人……天天我就用一根筷子沾着水在破裤子上画画，光裤子上磨出的补丁就换了上百块。放出来以后我就开始了新的试验，我先在硬纸上用底纹笔刷上一层水，趁水没干的时候着墨，我后来发现，墨色会借着水势在纸上渗透，有那么一种“晕染”的效果，这样反复试验出来的小动物都毛茸茸的，鲜活活的。当时我画了一幅《患难小友》，不少人都说很喜欢。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被下放到淮南瓷厂劳改，在最苦闷的时候碰上一只卷毛小狗“二黑”，那时这条“二黑”很脏很瘦，我喂了它一大块肉。之后“二黑”天天跟着我，我哭它也哭，我进高温窑洞烧瓷器,“二黑”热得四个小爪子轮流换着着地，也不出来就在里头跟着我。文革里头我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除了它没人肯理我，后来被武斗队一顿拳打脚踢，谁知“二黑”突然就从人群里蹿过来，摇着尾巴伸出舌头舔我。那时候我妻离子散、被打折了腿、挑断了右手筋，我都没哭，但是这只“二黑”对我的感情，让我一下子就哭了出来。谁知道那些武斗队的人多狠?一棍子就狠狠打在“二黑”身上，打断了它的脊骨，直到我被抓进了监狱，才听说“二黑”不吃不喝，苦叫了三天才死。现在想想在最黑暗的时期人家都不理我，政审完了我从监狱里放出来，斗我的人也进了监狱，没有人斗我了，我就趁这个时机猛攻艺术。那种感觉就像个炸弹一样，有30度的安全角，我就躲在安全角里边，等于说文革最后那几年你就算再“炸”，我那里是个安全角，我如饥似渴地看书。

　　记者:听说您前几年的集大成之作《天书》,就起步于文革后的那几年?

　　韩美林:文革最高潮的时候，有一天我带着两个侄子去逛街，回来顺路进了古旧书店，我一眼就看到了《六书分类》四个大字，它就像对我挤眉弄眼的老朋友，我激动得直哆嗦，让服务员赶紧拿过来，急不可待的还没翻一页就浑身发冷、发抖，趴在书上哭起来，那时候我刚刚出狱，什么也不怕了，甩掉两个拐杖将书抱了起来。那时候我妻离子散、人陷低谷，却好像看到了曙光。

　　文革最后的那几年，我开始四处收集中国的古文字，我走遍全国，后来干脆每年例行的大篷车走南闯北，专门去那些深山老林、黄土沙海。我去了贺兰山、卓姿山、阴山、黑山,还有云南沧源、元江和当时尚在战火之中的麻栗坡，仅是云南之行就走了一万多公里。我还带着我的学生，发动一帮小孩儿跟着我。我说咱们到古窑址去啊，给他们点好吃的就跟我走，我打个旗子，后边跟一串孩子，文革后期就没人管我了，你说我抄古文字能犯什么罪呢?

　　我们到上海郊外的一些考古工地去找碎瓦片，小孩儿的嘴啊在那咕噜着块糖，翻那些碎陶片给我看，我就抄下来,一直积累着。十七八年的时间里我都没有碰女人，因为谁也不敢给我介绍，我是个反革命。所以就死了心地做学问，做到心无旁骛。经历了苦难，但作品不是苦难而是乐观的，我这么些作品里没有一件是悲观诉苦的。决不诉苦这就是要做到天时地利人和，缺少哪一样也不行。

　　当然《天书》最后的成功还是得益于启功老先生的点拨。20多年前我在香港碰到启功，他看到我本子上到处抄来的古文字，说我“简直是在办收容所”，鼓励我用书法的形式写下来。此后20多年里我就下定决心，到处寻访这些无家可归的古文字，到了贺兰山、桌子山、黑山,还有云南沧源、元江等地，收集了3万多的古文字才终于写成了《天书》。但是还没有出完，我准备出《天书》的下半集和中国古文字大典，这工程可是太浩大了，起码得一二百人的一个大工程。我准备做成一个古文字大典,可能有30本到35本，是一部汗牛充栋的作品，我对这个着魔了,必须一直弄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