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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好医生当一位好委员
全国政协常委 刘迎龙
刘迎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即北京儿童心血管病中心主任，1997年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2000年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2003起任全国政协常委至今。专业方向: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临床与基础研究，关注方向: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及中国特色医疗体制探索。
从医43年，主刀手术几万例，看着孩子们像一朵朵娇艳的鲜花再次绽放，刘迎龙的喜悦胜于父母之心。当政协委员17年，执笔提案近百件，看到自己的一条条建议被落实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惠及千万百姓，刘迎龙感觉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
■■用一生去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2013年12月25日一早，天还没亮，刘迎龙和四位年轻大夫就已经开始在心外大楼四楼病房为远道而来的孩子们看病。从六点半到八点钟，他们先后为18位先心病患儿做了系统的体检和诊断，几个外地来的孩子当天就安排了住院。
像这样，披星戴月来上班，刘迎龙已坚持了数十年。按照医院的常规安排，刘迎龙一周出一次门诊，挂15块钱的专家号。作为国内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最有名气的专家，一周一次门诊无异于杯水车薪，许多家长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就是奔着他来的。为了使孩子们看病更方便，刘迎龙亲自与院里协商，在小儿心脏中心所在的四楼病房专门安了一个挂号系统，只收四块钱的挂号费，这样不仅减少了孩子们的看病花销，还免去了家长来回奔波于门诊与病房之间的烦恼。这就是一个个小天使在这里重振翅膀的绿色通道。
一系列方便措施的实施成效显著，现在这个绿色通道和协助申请基金救助等几项措施一起，被媒体誉为安贞医院小儿先心病诊治的立体化诊疗体系。其实，无论是创建绿色通道，还是构建立体诊疗体系，在刘迎龙心里，都和一种深沉而厚烈的情怀相关。这些便民措施的受益儿童大多来自外地农村，或是边远山区。而那里，正是刘迎龙魂牵梦萦的地方。
1969年，初中刚毕业，17岁的刘迎龙和15名同学来到内蒙古哲里木盟开鲁大草原安家落户。作为这个新家庭的集体户户长，刘迎龙带领着两名男同学挑起四个水桶，走遍全村。每到一家，老乡就会往他们的一个桶里倒一点咸菜、往另一个桶里倒一大碗酱。就这样，这帮大孩子才安了一个家。1970年的一天，刘迎龙接到公社秘书打来的电话。他骑着毛驴赶到公社一问，才知道由于自己的突出表现，他被推荐读医科大学。听到这个信儿，刘迎龙并没有天上掉馅饼那般喜悦，但他感觉，学医真好。虽说下乡还不到两年，但刘迎龙对这个半农半牧地区乡亲们的困苦生活和缺医少药的状况深有感触。“不要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乡亲们也没地儿看病去。公社的卫生院就是两间干打垒的房子，医务人员只有一个从通辽卫校毕业的护士。”一次，刘迎龙亲眼看到一个牧民老乡赶着大马车拉着一个孕妇到卫生院去，白天去的，没到晚上就难产死了。为此，刘迎龙不知多少次彻夜难眠，看着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乡亲们的生命，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刘迎龙从此便默默地许下了心愿:用自己的一生去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1971年至1974年，刘迎龙就读于吉林医学院医疗系。1975年，刘迎龙作为队长和同学们组成医疗队，到吉林省永吉县巡回医疗。三年多，他们住在老乡家、吃着百家饭，给老百姓送医送药。刘迎龙回忆，那个时候，毛主席所倡导的农村合作医疗的春风已刮到永吉县了，但那时的合作医疗与现在的新农合不一样，政府不出钱，农民拿两块钱形成互助，看病的挂号费三分钱。就用这点儿钱，刘迎龙和他的医疗队搞了“三土四治”。自己上山采药，自己做葡萄糖注射液、做柴胡感冒药、元胡止痛药，自己弄高压锅消毒，自己做蒸馏水。在今天看来，医疗队这种自力更生行为，就是非法行医，非法制药，得坚决取缔。但在当年，他们的土法子却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2005年，刘迎龙以全国政协视察团成员的身份赴吉林省视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情况。他特意向团里告了假，回到阔别37年的永吉县，回到半拉川、大河川、腰屯这几个当年工作过的村子，仔仔细细地考察了他们的卫生室。“农村卫生工作有改进，但是改进不是特别大。”那次回访让刘迎龙一直放心不下。直到最近这两年，刘迎龙在视察调研中了解到永吉县和全国各地一样，新农合已开展得如火如荼，他的心才渐渐宽敞起来。
■■放弃绿卡 因为祖国更需要我
1981年，刘迎龙到阜外医院心脏外科进修，并于1983年考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心血管外科专业研究生，师从朱晓东院士，主攻人工心脏瓣膜研究。对于心脏来说，瓣膜就像阀门，必须闭合紧密、不能返流，否则心脏就会扩大而危及生命。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人工瓣膜，只能从美国进口，这一困境成了限制我国当时心脏外科发展的瓶颈。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刘迎龙在朱晓东院士的指导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功研制出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瓣膜。为进一步深造，1989年6月28日，已经留在阜外医院工作的刘迎龙，作为交换学者远赴美国新泽西州ST.Joseph’S医院心外科研修学习。
一年学习期结束后，同去的医生绝大部分都想方设法留了下来。刘迎龙的美国导师布尔曼也对他说，“你是我接触的中国医生中最出色的一个，留下来马上就能给你办绿卡，你可以拿到每年5万美元的薪酬。”美国的住院医生制是从3.6万美元开始，5万美元相当于第三年的住院医生，当了主治大夫后收入就更多。刘迎龙在美国的两个老师都是业界的权威，一个年薪500多万美元，另一个年薪300多万美元，他们都很看好刘迎龙。
毫无疑问，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条件都会很优越。出国前，刘迎龙在北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他的家蜗居在阜外医院顶楼阳台上搭建的一个铁皮房子里，夏天最热时能达到50度，而冬天只能生个火炉取暖。是回去继续吃萝卜白菜，还是留下吃炸鸡火腿？很多美国同事的调侃对一般人而言，是个需要做出选择的问题。刘迎龙却未起半点波澜。他脑海里一直回味着布尔曼的一次授课。布尔曼是个中国通，来过中国11次。有一回，在哥伦比亚大学，布尔曼讲授“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医疗卫生工作”。说完古巴和苏联后讲到了中国，他指着同去的刘迎龙说，这个大夫是中国最好的做心脏手术的大夫，他们的医院等着住院手术的人有1万个。哇，为什么这么多？台下50多个学生都睁圆了眼睛。布尔曼说:“因为做10个和做100个挣的钱一样，因此，人们不干。当然，这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医院和医生的工作状态。”同学们问:“那现在呢？”“现在发生了一些改变，大夫做10个和做100个已经有区别了。”同学们又问:“能差多少呢？”“能差10％。”布尔曼话音刚落，底下又是“哇”声一片。
这堂课，虽然布尔曼导师讲的都是实情，但刘迎龙听得却很不是滋味。在刘迎龙出国之前，我国每年只能做几万例瓣膜替换手术，却有超过200万患者在排队等待。一位患者的丈夫曾为刘迎龙写下一句话:十万双眼睛、十万颗心。导师的课坚定了刘迎龙回国的想法。没错，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落后。正因为落后，祖国才更需要我。1990年6月28日，在出国整整一年之后，刘迎龙毅然回到了阜外医院。
迎接刘迎龙的，是事业上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刘迎龙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时任阜外医院院长的朱晓东对他说，“我们的瓣膜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小儿先心病的治疗，手术数量少、死亡率高，这个专业受苦受累收入低，但是却又很紧迫，你去把这个事业做起来吧！”
编辑：罗韦
关键词：刘迎龙 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