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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厚重的历史使命于长远的规划发展

2014年02月17日 13:06 | 作者:祁胜利 | 来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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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ozhenting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霍英东基金会主席、霍英东集团主席     

  他是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爱国者的杰出代表、著名实业家霍英东先生的长子,曾随父亲为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出力报效。

  他是百多年来中国仅有的10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之一,也是香港奥委会会长,对北京申奥成功、奥运火炬香港传递、香港协办奥运马术比赛等实与有力。  

  他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亦曾长期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职务,一直与时俱进地关注香港与内地的协调互动与和谐发展。

  他是霍英东基金会主席、霍英东集团主席,继承先辈遗志、开拓创新思维,在广州南沙这片热土探索打造“现代城市”。

  出身名门、继往开来;坐言起行、追求实效;洞悉世情,独辟蹊径;参政议政,示范开发。用才具行藏承父辈志业,以人望表率开风气之先。为了这个心愿,他付出再多也心甘…… 

 

  汶莱开港崭露头角

  霍震霆1946年生于香港,先后就读于英国米尔菲尔德学院和美国南加州大学,打下了很好的学术根基、积累了相当的国际阅历。

  1968年初,霍英东旗下的有荣工程公司成功竞投承建东南亚产油富国汶莱首都斯里巴加湾的码头和深水港工程,刚从美国学成回港的霍震霆获委派负责统筹、管理开港工程的重任。

  这是他踏进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霍震霆意兴盎然地说:“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很想到汶莱一游,因为我在英国读书时,认识了一些汶莱留学生,其中有人回国后在汶莱政府任职,曾多次邀请我到那里游玩。想不到第一次去汶莱不是去旅游,而是负责那么大的工程。”

  霍震霆说:“在接到任务后,我立即着手部署准备工作,与父亲和有荣的同事,一起策划有关工程的组织、计划和物资供应保障等安排,并且物色合适的同事一齐远赴汶莱。” 他亲率400多名工人和有荣船队,在斯里巴加湾港口靠岸后,立即进入施工现场,但眼前却是一片常年积水的低洼沼泽地,他们没有犹豫就开始平整土地,搭起工棚和住宅,随即开展修公路、打桩筑海堤、挖深海床、疏通海道、修建货柜码头、盖仓库、盖楼房、建各种港口辅助设施等工程。

  汶莱属典型的赤道雨林气候,月平均气温逾28度,年平均降雨量达4000毫米。在这种温热多雨的环境下施工,难苦的状况可想而知;更甚的是,汶莱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当地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都与中国人大不相同,不少工人感到不适应。

  幸好有关问题都在霍震霆的预先估算之内,早在有荣船队出发前已作考虑,妥善安排物资补给,以及照顾职工在港家属的生活,让他们安心在汶莱填海造港。他除与工人在当地同甘共苦、携手打拼外,还经常给他们打气,鼓励他们说:“我们要为中国人争气,这是香港的华人企业第一次到海外承建大工程,我们不能衰给别人看。工程搞得好不好,既关系到公司的信誉,也关系到中国人的信誉……”

  与此同时,霍震霆又通过在当地政府工作的汶莱同学,广结人脉网络,并与汶莱官员建立融洽的合作关系,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如此苦干四年,终于大功造成,斯里巴加湾港口和货柜码头顺利竣工。经此一役,霍震霆的组织管理和外交能力,都崭露锋芒。

  正因如此,在有荣船队凯旋香港后,霍英东随即交付另一更艰巨、亦更具历史意义的新任务,就是追随父亲,发挥民间力量,为协助中国体育重返国际社会奔走。机遇和成就,除肇因于个人能力外,前瞻式的筹划部署,也是成功的关键。

  运筹帷幄会籍博弈

  1970年代,香港体育界与内地体育界开始接触交流,但当时的中国仍被国际体坛隔绝。霍震霆回忆:“粤港血脉相连,只隔一条深圳河,但连香港队去内地踢场球,球员都要装扮成旅游者,因为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国际足联处罚。”

  为突破这种无理封锁,霍英东与霍震霆两父子开始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游走各国际体育组织,采用逐个击破的“抢滩”战略,一个组织接一个组织,滴水成涓地协助中国体育全面重返国际社会。

  1974年6月,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和国际足联执委的身份参加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足联年会,响出争取中国重返国际体坛的第一枪,惟因条件未成熟而失利。会后,霍英东以私人名义邀请国际足联主席到北京,全程由霍英东与霍震霆两人接待,在低调的环境中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在理顺思路、调整策略之后,霍英东再上征途,同年9月赴伊朗参加亚足联大会。父子采用里应外合的手法,霍英东率先在会议上引用亚足联章程,要求表决是否讨论中国加入亚足联的议程;霍震霆则游说大会主办国依据“一个中国”原则,“请”台湾代表离场,令霍英东的提案刚巧获得四分之三的支持票通过。

  到最关键的修改章程和入会表决时,霍英东成功争将投票表决改为举手表决,并安排霍震霆到台上拍照,记录每个委员的投票意向,为作最后的游说做准备。正是基于事前的慎密部署,历经艰辛争取,中国足协恢复了亚足联会籍,亦让冰封多年的冰山裂开一道缝隙,为中国重返各国际体育组织以及奥委会开启了一扇门。

  1975年,亚洲杯足球赛在香港举行,如不获国际足联认可就让中国参赛,势必引起波折。香港足球总会拟拍电报到国际足联请示,但霍英东考虑万一复电说不行,便无回旋余地。于是派霍震霆先去瑞士拜会国际足联高层,他也随即前往。他们提出许多有说服力的理由,终于做通了工作。

  从此,霍震霆就和父亲一起向世界“推销”中国体育,他们知道:“拿一块奥运金牌,整个中国都会振奋。”霍英东凭借其国际足联执委的身份和在国际商界的名望,连同霍震霆穿梭于国际奥委会及相关国家之间,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中间斡旋,而当每个委员到来香港,他们亦都陪他去一次北京,一点一滴地协助编织中国的奥运梦。

  1979年8月,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在荷兰开会,霍震霆作为香港自行车协会的代表,提出恢复中国自行车协会在国际自联的合法席位,“奥运模式”首先以香港提案的形式在国际自行车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通过。就这样在他们的多方奔走和积极努力下,中国重返国际羽联、国际篮联、国际排联等指标性的重要国际体育组织。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确认中国奥委会是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奥委会。在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的功勋册上,记上了霍英东父子的贡献。

  从中美乒乓外交开始,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体育一直扮演着某种重要角色。正如霍英东所言:“体育的强大,是一个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重返奥运之后举行的大规模体育盛会,也是炎黄子孙首次在自己国土主办,首次有来自两岸地运动员同场竞技的国际性大型运动会。

  霍英东认为,这不但标志着一个体育大国在崛起,更标志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崛起。因此他出资1亿港币兴建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英东游泳馆,还与首都旅游集团合资建造五星级酒店贵宾楼,专门接待出席亚运会的各国贵宾。贵宾楼毗邻紫禁城和天安门广场,地理位置独一无二。霍英东说,国家拨这样一块地给我建设,是莫大的信任和特殊的待遇,一定建成最好的。具体负责宾馆建设的霍震霆尽心竭力,不惜重金打造,终使贵宾楼布局别致、幽雅舒适,充满中国情调,改善了北京的接待条件。

 

编辑:罗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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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香港 霍震霆 南沙 霍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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