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实业救国”是卢作孚毕生为之奋斗的主张，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卢作孚也是革命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者和执行者，而在他成为一名教育救国论者的道路上，与黄炎培的结识有着非常的意义。

　　参加辛亥革命，提倡“革命救国”

　　卢作孚在他年仅17岁时，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在18岁时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且以不凡的表现，实践了他革命救国的理想追求。

　　卢作孚18岁时，正是辛亥革命那一年，他以高昂热情，积极投身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距他前一年即17岁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前后不过两年。

　　辛亥革命前，卢作孚认真研读了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在研读孙中山革命思想后，卢作孚通过对社会的考察，把自己的感想写成文章，发表在成都的报刊上。这些文章思想新颖、见解深刻，引起了成都的同盟会会员的注意，他们查到了作者的通讯地址找到了卢作孚。虽然他们惊奇卢作孚的年轻，但双方会面后，仍为这个年仅17岁的小青年的爱国情怀、进步思想深深打动。在他们的推荐下，卢作孚成了四川年纪最小的同盟会会员。

　　当时卢作孚18岁，身无分文，且名不见经传，但深得合川乡亲的信任，在保路运动中被选为川汉铁路的合川股东代表，还与四川保路同志会高层关系密切的四川劝业道周善培结为忘年交。革命后，四川都督府论功行赏，任命年仅19岁的卢作孚出任被称之为长江上游咽喉，四川门户的夔关监督一职。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依然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侮日逼。不少曾以满腔热情投身辛亥革命的人士都为此感到失望和困惑，卢作孚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卢作孚看来:“自国体变革，……日谋所以解决之，而至今未解决，且尚未得解决之术，未卜解决何日者。类为消极方面之问题，无论从消极方面解决之，终不可能也，即能解决，其为效不过一瞥。此解决矣，彼又酝酿，补苴罅漏，日不遑给，疲于追逐，终无穷极，吾人欲稍坐享安宁，终不容有坐享安宁之日。”

　　1913年，胡文澜登上四川都督宝座后，开始了对革命党人的残酷镇压。成都形势日益险恶，在朋友劝说下，卢作孚被迫返乡，但在途中经过大足龙水镇时，被胡文澜的军队抓住，押入大牢。幸而卢作孚沉着冷静，应对自如，没有露出破绽，加上地方士绅见卢作孚一介书生模样，没有可疑之处，为之说情，才使卢作孚虎口脱险。

　　和黄炎培的结识

　　辛亥革命的结果，使卢作孚深深的失望和困惑，也促使他思考新的救国之路。

　　怀着对辛亥革命的失望与困惑，1914年卢作孚决定走出交通不便，相对闭塞落后的四川，来到经济发达、思想文化活跃、信息灵通、人才荟萃的上海，寻求新的救国之路。

　　十分幸运的是，他在上海结识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黄虽然比卢作孚大15岁，但两人很快成为知己。而黄炎培正是一位热心的教育救国论者。对于辛亥革命后政局更迭、社会动荡等状况，他的见解是:“同人私相研究，谓此纷纷扰扰之原因，与其归之于道德问题，知识问题，不如归之于教育问题。”他明确提出了教育救国思想:“吾辈宜十分信仰教育为救国唯一之方法，而以全力注重之。”针对当时不少人认为中国最大、最困难的问题是民众的生计问题，黄炎培认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教育。他说:“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

　　黄炎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对卢作孚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从卢作孚以后的教育救国言论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黄炎培对他的思想影响。卢作孚对黄炎培的尊敬、钦佩，黄炎培对卢作孚的赏识、信任，都是基于两人思想的一致。

　　在黄炎培的热心引荐下，卢作孚又参观了上海的一些学校和教育设施，使他大开眼界。与此同时，他又读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书籍。通过学习和考察，他也在反思辛亥革命的种种教训，也在思索解决之道。他逐渐认识到，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广大民众尚未觉悟，辛亥革命只是革命派少数精英在呐喊，在推动，而广大民众对共和根本没有认识，甚至不知革命是怎么回事。经过他的考察与思索，最后他得出结论:“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他终于找到了新的救国之路——教育救国。

　　1915年秋天，卢作孚从上海回到四川，此时的他，已从如何救国救亡的迷茫困惑中清醒过来，找到了前进之路，认识到了只有教育才是救国强国的根本大计。1916年他写《各省教育厅之设立》一文，强调了“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的思想:

　　惟吾亦留心教育之一人，且始终认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法治赖以立，实业赖以兴，军备赖以裕，即为国家所赖以存。……盖一国之教育与其政治恒互为因果，一政治之施，必赖教育为之倡导；一政治之良，必得教育之扶植，则是教育也。

　　富有前瞻性的“教育救国”路

　　卢作孚坚定不移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后，就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他积极开展教育工作，曾先后在川南江安县立中学、合川县福音堂小学、合川县中学、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任教，还出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并于1924年在成都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开展民众通俗教育。

　　与此同时，卢作孚开始了他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上的研究。他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教育改革、民众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留学教育等等都有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并为此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如《教育经费与教育进行》、《教育方法与暗示》、《如何改革小学教育》等，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卢作孚在教育问题上，显示出很多创新性和超前性。如在教育普及上，1922年他就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而对当时的旧教育的死板、压制人才、故步自封等状况十分不满，指出非彻底改革不可。他说:“每一个人都有天才，只需要教育去发展他。但是过去的教育，往往反把天才淹没了，受教育愈深，即淹没的愈深。”他认为学生不应死读书本，应培养他们的实际能力，以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

　　卢作孚主张大力改革教材，反对那种脱离社会实际，脱离学生实际，闭门造车编出来的教材:“教材务要真实，……改编教材，要有环境，要有生活，要有工作，不是凭空可做的事。”他认为“最好的教师，是帮助学生自己学习，帮助学生自己解决实际问题，个个学生都有他的天才，要看教师如何去帮助发展他。”

　　即使当他1925年创办民生实业公司之时，仍抓住教育不放。在民生公司，他办起茶房、理货员、水手等职业培训班，并在每一艘轮船、囤船上，每一个民生公司的港口、码头、车间，都办起各种形式的文化学习班、业务学习班、技术培训班，并举行各种形式的读书会、报告会、讨论会，开展各种文体活动。诚如他所说:“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

　　在乡村建设中，他又办起了形式多样的成人学校，如船夫学校、力夫学校、妇女学校、挨户学校(挨家挨户上门施教)、场期学校(逢赶场日在集市上施教)等，他要求“利用每一个地方有人进出的时候，即是实施民众教育的时候。”

　　卢作孚走上“实业救国”之路后，他依然坚持教育救国之主张。1931年，他在四川各军首脑会议前夕，向当局做了题为《四川的问题》的条陈和演讲，大声疾呼教育的重大意义:

　　教育为世界文化之根源，提高民族之热力，……而知识之是否普及，视其国民识字之多寡为衡教育之良窳，关系一国之兴衰，中外古今，理无二致，谋国者诚不可不注意及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