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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印学:既很新又很雅

2014年02月24日 13:33 | 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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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牧甫:吾得之以忠信  底面  侧面黄牧甫:吾得之以忠信  底面  侧面

  二十世纪广东美术观察系列之十一

 

  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中国传统艺术进入二十世纪后,都曾受到西风东渐和新文化运动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作为最具中国传统艺术特征的篆刻艺术,却在晚清篆刻艺术高度繁荣的基础上步入了其成熟期,并发展成中国篆刻艺术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广东印学的发展深受江南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名家辈出,发展出一方面精工求雅、一方面具有现代感形式构成的双重风格,至今仍是广东篆刻突出的特色。

 

  乾嘉以来,考古发现渐多,碑学大兴,篆隶书风随之繁荣,文人雅士受此影响,藏印辑谱成风,为篆刻艺术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在晚清印坛,面目独具,创新立派的名家辈出,或以书入印,或印外求印,对二十世纪篆刻的发展影响巨大。在清末十年,对全国印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印人,一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书画金石家吴昌硕,一是黄牧甫,而黄牧甫正是岭南篆刻的创始人。

 

  清末:从发轫时就具有现代性

 

  黄牧甫名士陵,以字行,安徽黟县人,所以由他创造的篆刻流派也叫“黟山派”。虽然他在20世纪仅仅生活了八年,却对20世纪的篆刻艺术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中年到广州后致力于金石学,曾入广雅书局,协助吴大徵编纂金石书籍,工余鬻书卖印,悉心研究,立意创新。他的篆刻“平正中见流利;劲挺中寓秀雅,既无板滞之嫌,也无狂怪之失。”

 

  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谈到黄牧甫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告诉我们:“黄牧甫的东西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很注重文人雅意,讲究精工,不粗糙不怪诞,但另一方面他在形式构成上又有很现代性的东西。当时已经有照相馆了,黄牧甫在照相馆工作过,从照相术里得到启发,他对那种光影的感觉有现代的一些表现方法。比如他画的青铜器,他用毛笔画的青铜器,已经有阴阳的感觉了,那种感性的、素描的感觉他都有了,就是现代照相术对他的影响。回到篆刻上,形式构成很独特。在我看来,广东篆刻既很新,又很雅,总是在深厚的传统文化里面找到根基,同时又在时代的前沿中寻找,受到外来文化的潜移默化。不仅是黄牧甫,还有岭南派的好多篆刻家,比如邓尔雅等等,他们的作品里面都有很强的现代感,同时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人的雅意,又不粗野。”

 

  李刚田认为,直到现代,广东的印人仍然有这种两端发展的特性:“许多优秀印人从全国各地跑到广东来谋生,但是他一方面在把外来文化影响带到广东的同时,一方面又被广东的地域文化所同化。广东的印人,他有两端,一方面他会最写意、最现代的南刻,同时又能做最工整、最文雅的文人传统篆刻,是一个很重要的流派。”

 

  民国:广东篆刻代表人物与西泠印社

 

  黄牧甫之后,广东篆刻的代表人物与西泠印社一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些直接是西泠社员,有些与西泠印社成员有师承关系或长期的交往,如李尹桑、邓尔雅、易孺(易大厂)、冯康侯等,莫不如此。

 

  邓尔雅祖籍东莞,幼承家学,致力于文字训诂之学,精考证,曾留学日本学美术,归国后任职于北京,不久归粤。他的篆刻初学邓石如,后来深受黄牧甫影响,自称黄氏“私淑弟子”,于平正中寓变化,挺拔雄肆,得金文、古玺之精妙,晚年以六朝碑文入印,清丽恬淡,刚劲隽永。他还善于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是一种代表性创造。在文字训诂、篆刻理论方面,邓尔雅著述颇丰,其外甥容庚早年亦受其影响而终生致力于金石文字研究。

 

  易孺是广东鹤山人,早年求学于广雅书院,文字功底深厚,后往日本习师范,回国后任职于南京方言学堂、北平大专、印铸局、上海音乐学院等,博学多艺,于诗文词曲、声韵训诂,皆有研究,能画山水花卉,书法极具金石气。

 

  易孺的篆刻早期受黄牧甫亲炙,后来古玺意趣,又受吴昌硕影响,博取众长,力求蜕变。他的篆刻用刀斩钉截铁,章法高古朴茂,气韵贯通,风格奇峭,世人评价为“朴厚辛辣,率直沉雄,奇逸跌宕,直逼出土古物,世罕俦匹”。邓散木称其“朴野浑穆,近人无与抗手”。他所开创的印风对二十世纪篆刻艺术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却因为少有继承者而流韵不长。

 

  另一位不能不提的民国篆刻大家是番禺人简经伦。简经伦生于越南,长成归国后致力于经史,于书法篆刻辞章无所不涉,尤以大字甲骨名世。他的篆刻最初学汉碑,章法谨严,后受易孺影响,印风变为苍奇古茂。简经伦的篆刻风格很广,他以甲骨文入印、布白错落有致,运刀劲利苍老,率真恣肆,被誉为“甲骨文入印第一人”;他还取魏晋碑刻入印,小中见大,“犹如巨崖收入方寸”。简经伦篆刻面目明显,师古出新,是民国印坛具有代表性的印人之一。

 

  由个体转向社团:西泠印社影响广东印坛

 

  1913年西泠印社的成立,开创了篆刻艺术活动由个体转向社团的先声,印人们组织印社,进行艺术交流,展览收藏,撰写印论,创办报刊,编辑印谱,成为民国时期篆刻活动的主要方式。这一模式也影响到广东印坛。在民国时期,广东主要的印学社团有濠上印学社、三余印社、天南金石社等。

 

  濠上印学社是1918年易孺、李尹桑、邓尔雅等十余人在广州清水濠的濠上草堂成立的。印社每周雅集一次,曾编辑《濠上印学社印稿》及社员个人印集。活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1920年,因社员天各一方,印社停止活动。

 

  不过,这些印人并没停止结社——1918年,易孺、李尹桑两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海上印学社”,以研究印学为宗旨,邓散木、宣哲、黄宾虹等参与活动;1921年,易孺在北京组织成立冰社,自任社长,周康元为副社长,社址在玻璃厂54号。社员41人,多为社会名流。罗振玉、王国维、马衡、丁佛言、姚芝父、柯昌泗、陈宝琛、寿石工、陈半丁、柯绍忞、郑孝胥、陈汉弟等参与其活动。冰社的活动对北方的篆刻发展起到可观的促进作用,傅大卣、史树青在《冰社小记》中称“一时北方篆刻之学蔚成风气,对后影响很大。说者谓冰社篆刻之学,可与南方西泠印社媲美。”

 

  三余印社是1921年邓尔雅、李研山等在广州成立的,社址在广州正南路。天南金石社是1934年李泽甫在广州禺山发起成立的,陈大年、黄文宽、何绍甲等参与活动,每周日举行一次例会,研究金石考证及篆刻等。此外,1925年广州成立的中华书法研究社虽然主要以书画活动为主,但也兼有印学活动。

 

  参加这些社团的印人,多不局限于某一个社团的活动,他们会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参加多个社团的活动,使艺术交流的面更为广阔。

 

编辑:付裕

关键词:篆刻 广东 印社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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