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呼吁，应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和合理的职级晋升制度，使埋头苦干的“老黄牛”不吃亏，敷衍工作的人受惩罚。广西一位基层公务员表示：“相对省直和市直部门的公务员来说，县乡干部得到的培训机会比较少，感到本领缺乏，建议公务员培训向基层倾斜、向广大县乡干部倾斜。

　　来自基层的“成长焦虑”

　　作为公务员，总是希望成长和晋升。可如果你是基层公务员，你的成长空间将非常有限。“在乡镇，顶多到科级；在县里，能干到副县的少之又少。”一位基层公务员无奈地说。尤其在现行制度下，公务员工资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钩，基层的“成长焦虑”可想而知。

　　“如果不离开基层，就很难再晋升”

　　老徐是西宁市城中区城管局督查科工作人员，今年54岁，1981年从部队复转到现单位，当时还叫“三整顿办公室”，一晃就是33年。

　　“干了一辈子，到快退休了终于拿到了主任科员（非领导职务），这已经像抓到‘天牌’，非常幸运，好似天上掉馅饼砸到我头上了。”老徐说，比起单位里不少人，他感到十分知足。

　　丁波是老徐的同事，今年39岁，任西宁市城中区城管局管理科科长。说是科长，实际只是个科员。“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晋升的前景，局长才是正科级。我到退休能拿到副主任科员就谢天谢地啦！”丁波说。

　　其实，类似丁波这样的基层公务员并不一定是想“当官”，他们只是想增加一些收入。不过基层的现实让他们的理想十分逼仄。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人民法庭庭长朱正栩也为此苦恼。“在河南，很多县城的基层法院法官，全部工资、津贴等加起来还不到2000元，与律师等职业收入相比过于悬殊。”朱正栩说。

　　据了解，2011年中组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法官职务序列设置暂行规定》明确，基层法院法官从担任助理审判员可以任五级法官开始，如果没有出现违反规定的情形，7年时间可以升至一级法官（其上还有多级高级法官和大法官）。

　　朱正栩说：“按照这个规定，除了院长1人是高级法官外，基层法院法官最高就只可以晋升至一级法官，这就是说这些法官在退休前，如果不离开基层，就很难再晋升。”

　　“拿我本人来说，我今年39岁，已经成为一级法官6年了，从我成为一级法官到我退休还有22年之久，已经没有晋升空间了，同龄的男同志这个时间更长一些。”朱正栩说。

　　朱正栩表示，这造成基层法院法官岗位对优秀法律人才没有吸引力，招录进来也是一有机会就离开。“我所在的闹店法庭，包括我在内，现有2名法官，2名书记员，以前还曾经有近两年时间，只有我1个人带着1名书记员在工作。”朱正栩说。

　　年轻人难以安心工作，考试族居多

　　位于青海省湟源县城西南6公里处的和平乡，是去往青海湖的必经之地。四周灰白相间的二层小楼围成一个四合院，乡党委、政府、司法、计生、林业站等全在里面。北侧一排平房里有食堂兼水房。

　　29岁的乡政府党政秘书张金琳听到停水的消息，喃喃自语：“午饭又得出去吃了。”

　　她说的“出去吃”其实是指到路口国道两旁的饭馆里吃。她盘算着这月的伙食费又超了。食堂虽然不怎么好吃，但是便宜，午饭3至5元就可以打发，但要出去吃，一碗面片就10元以上，天天吃肯定吃不消。

　　张金琳是2007年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几经周折，当过两年村官，后来考上公务员，2011年10月分配到和平乡。

　　张金琳说，平时工作又多又繁杂，啥都要干，乡上老同志多，都不懂电脑，不管啥文件材料都要写，动不动就得加班。加班费啥都没有，有时候去县上还得自己掏腰包搭班车。

　　“曾有调走的想法，但说说容易，哪有门路？”张金琳说，担心自己就这样在乡里干一辈子，最后顶多是个主任科员，还不一定能拿上。

　　她的担心并非多余，乡政府民政干事贾玉刚今年都52岁了，34年的工龄，现在才是个副主任科员。老贾无奈的诉说和叹息让她历历在目。

　　张金琳坦率地说，自己现在业余时间就在抓紧复习，准备遴选的考试，考上就能离开这里了。记者了解到，类似张金琳这样的年轻人和平乡有5个，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想走的。

　　“想当官还得从上面到下面当”

　　河南省某县委宣传部一位科级干部王磊（化名）直率地说：“想当官还得从上面到下面当。”

　　“如果你是省直机关的干部，到下面挂职，会站在高起点、高平台上，你就是跳跃式发展。如果你是基层干部，从一般公务员干到科级干部基本上就终止了，干到县级，一个县就那么几个，算得上凤毛麟角了。”王磊说。

　　由于晋升的空间有限，不少公务员入职没几年就产生了“倦怠感”，觉得没有什么指望，没有什么追求，工作的热情也渐渐被消磨。

　　“现在公务员按行政级别形成明显的‘金字塔’结构，越往上走，人数越少。即便在一个几百人的市级部门中，正处级干部也就那么10多个，厅局级干部更是屈指可数，很多人就是‘挤破头’也挤不上去。”重庆一市级机关公务员张霄（化名）说。

　　张霄表示，行政级别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一个人的收入待遇、社会地位和发展前途。不少机关公务员，尤其是乡镇公务员晋升渠道很有限，工作没几年就觉得碰到了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如果没有正确、良好的心态，就很可能对工作造成消极影响。

　　王磊说，我现在从思想状态到工作状态，都感觉非常尴尬，“看到很多人靠着关系、金钱，投机取巧，不干工作少干工作，反而能够迅速升迁，这对在基层埋头苦干的‘老黄牛’们真是很大的打击”。

　　“说真心话，我们对目前的改革也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好、官场作风的整治也好，都抱有很大的期待。”王磊说，一方面是希望腐败分子越来越少，不正之风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公务员制度改革，让基层公务员受苦受累不失望。（记者李亚楠吕雪莉李松王军伟）

　　公务员制度改革：绝非简单涨工资

　　“公务员工资应该上涨，目前中央已责成有关部门调研。”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杨士秋对公务员工资问题表明了态度。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大多数兢兢业业的基层公务员、普通公务员收入确实较低，不过也有部分公务员，与他们的付出相比，拿现在的工资都嫌多了。这说明，公务员涨工资绝不是简单的多发几个钱，而是要通过改革，让公务员队伍更加精干、高效、廉洁，更多地得到民众的认可。

　　拓展基层发展空间

　　基层公务员处在第一线，与民众直接打交道，党和政府的形象较大程度上由他们所代表和塑造。他们往往工作繁杂，条件艰苦，但由于其行政级别很低，晋升空间狭窄，收入待遇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属于底层，极不公平。

　　采访中，基层公务员强烈呼吁解决他们的上升通道问题。目前，一些地方已采取了相应举措，如青海省近年来推行的遴选制度。

　　青海省委组织部公务员处负责人介绍，所谓遴选制度，主要就是党政领导机关从基层遴选公务员制度，目的是建立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从下往上选人”的培养选拔链。

　　应该说，这项制度打开了基层公务员的“向上通道”，让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公务员有了盼头，看到了希望，受到很多基层公务员尤其是年轻公务员的欢迎。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考录族”等基层队伍不稳定问题。

　　如何把公务员稳定在基层？许多县乡公务员建议，必须进行公务员职级制度改革，打破行政级别与工资待遇挂钩的现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杨士秋表示：“基层公务员非常辛苦，他们处在第一线，同时由于职级层次决定其收入也比较低，不解决这些问题，基层士气必然受到影响。目前国家正在进行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的试点，试点成熟后可能会全面推开。”

　　向贫困艰苦地区倾斜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同地区公务员收入差异巨大，往往越是贫困地区、艰苦地区收入越低。这是这些地区留不住人才的重要原因，包括一些参照公务员工资的教师、医生等也纷纷流出，使地区发展陷入人才匮乏的恶性循环。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务员工资由基础工资和津补贴构成，基础工资部分由国家层面制定，标准不高，津补贴部分由各地政府根据地方财政承受力等因素制定。

　　津补贴的高与低，是影响公务员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贫困地区，政府想在规定的许可内发放津补贴都有心无力；富裕地区，政府则可能想着办法、变换名目发放津补贴。

　　“‘通讯费’‘电话费’‘生活补贴’‘岗位津贴’等名称各异、花样繁多的津贴补贴这一两年在一些富裕地区层出不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河清说，这客观上拉大了与艰苦地区、边远地区公务员的收入差距，很不公平。

　　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罗国安说，对于财力薄弱地区、贫困边远地区，国家应建立相应的津补贴增长机制，同时规范各地自行发放的津贴补贴，逐步缩小地区间公务员收入差距，鼓励公务员扎根艰苦地区作贡献。

　　规范灰色收入，实行奖勤罚懒

　　由于部分公务员确实存在灰色收入，社会一直对公务员涨工资很抵触。“先有财政透明、财产公示，然后才能进行公务员收入制度改革。”有专家这样表示。

　　不少公务员对此也表示赞同，他们觉得有灰色收入的是少部分人，但却误导了社会对整个公务员群体收入的认知。“比如那些不合理的‘三公’消费，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人享受了。”河南省某县委宣传部一位科级干部王磊（化名）说。

　　王磊认为，一方面应该对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收入、财产进行公开，加强监督，规范他们的职务消费和灰色收入；另一方面，提高公务员的工资，让他们可以过比较有尊严的生活，不愿意再冒风险去贪污，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杨士秋表示，部分公务员存在灰色收入，但不能把该现象与整个公务员队伍，特别是基层公务员队伍收入低混谈。灰色收入应通过一系列措施解决，公务员收入低的问题也要解决。

　　与此同时，还应建立奖勤罚懒的机制。有公务员告诉记者，许多政府机关存在忙闲不均现象，不少人的收入与付出不对等。“有的人即便辛苦工作一年，被单位评为先进，也就是年终时多发几百元奖金。”

　　基层呼吁，应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和合理的职级晋升制度，使埋头苦干的“老黄牛”不吃亏，敷衍工作的人受惩罚。

　　畅通流动渠道，提升工作能力

　　在我国，公务员实行国家财政养老政策，工作期间的薪水和退休以后的退休金，都由财政负担。而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实行的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按规定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员工在退休后方可领取养老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这一养老政策上的“双轨制”对公务员也不全是好处，某种程度上对公务员的正常流动形成了禁锢，因为公务员一旦离开机关单位，其个人的社会养老保险将为“零”，相当于“净身出户”，造成部分公务员不敢流向市场、流向企业。

　　夏学銮认为，长期以来，离开公务员队伍的人仍是少数，实际上总有部分人并不适合公务员工作，应加快公务员养老、医疗等制度与社会并轨的步伐，为公务员的流动创造顺畅渠道。

　　另外，不少公务员还反映，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推进，民众对他们的工作能力、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渴望得到更多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的机会。

　　广西一位基层公务员表示：“相对省直和市直部门的公务员来说，县乡干部得到的培训机会比较少，感到本领缺乏，建议公务员培训向基层倾斜、向广大县乡干部倾斜。”（记者李亚楠 王军伟 吕雪莉 李松）

　　资料链接

　　公务员分类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的目标，即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加快建立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和聘任人员管理制度。

　　深圳市是进行公务员分类改革较早的城市，其做法可供参考。深圳将公务员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三个类别。为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建立与行政级别脱钩的相对独立的职务序列，拓宽其职业发展空间；实行薪级工资制度，基层公务员的薪酬增长与其年功积累和工作业绩相结合；建立涵盖招考、晋升、考核、培训等环节的分类管理制度体系，推进公务员专业化建设；借鉴香港公务员管理经验，在加大相同和相似性质职位间的交流力度的同时适度限制跨职类交流，进一步明晰各类人员的职业发展方向和路径；结合职位分类扩大公务员聘任制适用范围，制度性地解决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