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有学者表示，目前凸显的一些社会问题似乎都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其中隐含的逻辑是户籍制度取消了，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为此，本报特别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唐子来。

　　户籍制度改革的本质

　　是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城乡均等化

　　记者：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您认为“人”的城镇化的根本是什么？

　　唐子来：过去30多年的城镇化没有考虑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是不可持续的。

　　未来如果城镇化不转型，还是粗放型，在资源红利、土地红利、人口红利都减少的情况下，无论从效率还是公平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城镇化也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就是说经济发展要考虑“全成本”，包括前面提到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不仅要支付现在产生成本还要还前30年的成本“欠账”。

　　“人”的城镇化的根本在于制度改革，包括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第一个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第二是土地制度改革，第三是财政制度改革，第四是行政制度改革。而最根本的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基础，因为我国现行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结构都与户籍制度紧密相关。尽管一些省市已经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城乡二元户籍划分，但与此相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城乡二元制度并未进行根本变革。

　　记者：您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是什么？

　　唐子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本质，是要逐步实现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与城乡户籍的脱钩，促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城乡均等化，而户籍制度也就不再成为城乡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当然，这些必然是一项长期的和系统的过程，必须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独立的，需要诸多制度共同推进

　　记者：现在出现这样一个现状，愈来愈多的农村人口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原因在哪里？

　　唐子来：要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须突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土地市场问题，二是户籍制度问题。这两个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两大主要障碍，也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也就是说户口跟土地搅在一起产生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所以说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城市化进程中，除了城乡差距，还有“乡乡差距”，城镇附近的农民可以把地卖掉或者租出去，城市附近的农民就会很富，但是住在山里的农民依然很穷。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独立的，需要跟土地制度、社会保障等诸多制度共同推进。

　　记者：有人说放开户籍制度，城市化进程会逐渐减慢。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唐子来：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城市化的压力了，比如就业岗位数量的压力、自然环境的压力、城市交通的压力、福利的压力。户籍制度的变革可能是第一位的改革，但并不只是公安部门的事情，还有医疗、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

　　城市不可能一天就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实行的居住证制度就是一种过渡性安排。一方面，使面临人口导入压力的特大城市能够分期分批地有序接纳外来人口；另一方面，也使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生活有一个逐渐适应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