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城市用电脑随机派位，即“摇号”来应对公共资源分配难题

　　“号”，还得“摇”多久？

 天津市小客车总量调控摇号仪式现场，工作人员展示随机抽选的号码。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购私家车“摇号”、保障房分配摇号、入学资格摇号……近年来，一些城市用电脑随机派位，即“摇号”政策来应对公共资源分配难题。对此社会各界一直存在争议。这是现阶段解决公共资源供需失衡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吗？对于公共资源分配，“机会均等”和“结果均衡”哪个更重要？有没有比“摇号”更好的办法？

　　■公共资源供不应求

　　——“摇号”是现阶段公共治理的“不得已而为之”

　　今年5月1日起，继上海、北京、贵阳、广州、天津之后，杭州成为第六个用汽车限购治堵的城市。《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一个申请编码只能选择一种指标配置方式，摇号和竞价不能同时进行。这就意味着，想买车的人每月可能都要面临一次选择：是参加摇号，还是竞价？

　　“今后，‘摇号’会成为大城市治堵的常规做法吗？”许多人心存疑问。

　　家住北京通州的许小姐参加购车摇号三年多仍然没有中签。她的亲戚朋友中，有人并不十分迫切买车却中了签。还有人家里本来已经有一两辆车，首次摇号就中签。

　　“这么一比的确让人很沮丧，不过咱也没脾气，谁让大家都想开车上班呢？北京城就这么大地儿，要改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地铁不也一直在修吗？”许小姐说，北京交管局2014年对摇号政策做了调整，像她这样摇号时间超过三年的申请者，中签率会比首次参加摇号的高出两倍。“管理部门想把事做好，让大家都满意。所以‘摇’上了咱高兴，‘摇’不上也别骂街。”

　　“‘摇号’产生的背景，一是公共资源的稀缺性，二是百姓对政府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信息公开、操作透明，提出了更高要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近些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的结果，让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堪重负、供不应求。“比如小客车所使用的道路资源，是不可能被平均化分配的，只能满足定量的、少部分人的需求。保障房建设一直在提速，前年新开工550万套，去年600万套，今年700万套，可住在棚户区、危旧房里的家庭，仍不可能一下子都迁入新居，只能一批批来。这种情况下，怎么决定谁先谁后？如果用传统单位分配、领导画圈的做法，难以屏蔽暗箱操作、权力寻租，而通过电脑随机派位，则可有效排除人为干扰。”薛澜认为，“摇号”，某种程度上是现阶段管理部门应对公共资源分配难题的“不得已而为之”，政策初衷可以理解。

　　5月15日，是今年北京西城区小升初“推优派位”结果出炉的日子。9点以后，“e度教育”网站的论坛上，陆续有家长晒出结果。

　　“我的孩子在学校名列前茅，被电脑派位到区重点，有的孩子成绩不如他，去了市重点。我感觉这跟买彩票似的，‘轮’到哪儿看运气。”毕业生家长赵先生认为，“摇号”结果大体上公平，但没能照顾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

　　“电脑只认数据，摇号的过程中，有可能忽视参与者的个体差异。在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中，许多措施都处于摸索、完善中，大家应对此有一定的包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兼顾机会均等与结果均衡

　　——公共资源分配要突出公众利益最大化原则

　　有观点认为，公共资源分配采用“摇号”政策，排除了人为干预，让每个政策覆盖对象拥有相同的“中签率”，机会均等，很公平。

　　也有人认为，社会治理过程中，在很多方面需要打破原有的失衡格局，以不“均等”的手段，扶弱抑强，实现结果均衡，这种情况下就不适用“摇号”政策。

　　“不可一概而论。比如促进就业政策，我们强调机会均等，但各人资质、教育程度、工作投入不同，最后工作岗位、收入待遇的差异是可以理解的。”薛澜认为，“均衡”不是最终状态或分配过程的“绝对平等”，“比如上海的养老金水平比青海高，这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很难强求绝对公平；再如我们强调民生投入向弱势群体倾斜，这是弥补历史欠账，也不是全国平均撒胡椒面。”

　　“目前一些摇号政策之所以受质疑，可能是因为过分强调机会均等，没有注意到实际公共利益的损失。换言之，少部分人的‘中奖’其实是以更多人福利损失为代价的，”薛澜说，2011年北京首轮购车摇号时，中签率约为10%；2014年，约145万人参与摇号次数未超过24次，他们的中签率大约是0.8%；25万人参与摇号36次的，中签率仅为2.4%。“显然，幸运儿越来越少了。大家觉得希望渺茫，所以对‘摇号’政策的普惠制产生怀疑。”

　　薛澜认为，好的公共政策，应立足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通过牌照竞价、提高停车费等方式提高私家车使用公共资源的成本，剔除买车需求并不十分迫切的申请者，同时把由此获得的收入，转为对公共交通建设的高投入，从而使广大公众从中受益。再如允许社会资源办收费的私立学校，由此腾出来的公共资金，可以更多地用在贫困地区和困难家庭的学生身上。同时加大对弱校的投入力度，促进教育水平的相对均等。在此基础上，再按社区划片摇号，让孩子们就近入学。“这样的做法，把市场手段和政策手段有机结合，可以比较公平地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改进方法稳定预期

　　——用更科学的管理代替“摇号政策”

　　“俗话说‘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干嘛不排队？”北京西城区的屈奶奶有两套房，她和儿子各住一套，但儿子仍在排队申请保障房。

　　汪玉凯认为，公共事务管理、公共资源分配不可过分倚重“摇号”。“参与资格宽泛，就意味着中签率会很低，会让更多老百姓‘见队就排’。比如，现在北京有许多大爷大妈忙着学车考驾照并参加购车摇号，他们不是自己想开车，是帮年轻人忙活呢——家里多个人参加摇号，就多一分中签的机会。这表明，‘摇号’政策会助推人们对公共资源提出需求，增加社会治理成本。”

　　“从表面上看，一些‘摇号’政策执行起来很高效，几千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事情，电脑几十分钟就搞定。事实上，这对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健康的社会风气，都有一定程度的损耗。”汪玉凯还指出，“摇号”发端于彩票业，它背后是“碰运气”的心理，但现在被泛化到经济社会很多领域。“特定时期管理部门可以借来一用，但长期、广泛地运用到社会治理中，会对社会的价值导向、文化心态产生负面作用。助长人们占便宜和搭便车行为，不利于公民素质的提高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有人指出，“摇号”是“懒政”。薛澜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多数情况下并非故意偷懒，而是力所不逮。”他认为，相关政策出台前，应深入调查分析，明确政策对象、目标、手段。管理部门可以依托专业智库和其它机构的支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稳定性，让老百姓看得见效果，有稳定的预期，能安心地等待而非盲目参与“摇号”，促进社会治理形成良性循环。

　　汪玉凯指出，让老百姓免受“摇号”煎熬，一是尽量改善公共资源的供求关系，增加供给，这是根本；二是善用市场手段解决问题，促进供需有效匹配，尽量不“一刀切”；三是提高决策的公开性、透明度，让公众广泛参与表达。与此同时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管理部门公信力，“到那时，不是‘摇号’产生的名单百姓也认。”

　　北京市住建委负责人日前透露，未来保障房分配有望改变“排大队”方式，按照备案家庭的困难程度、年龄差别等进行精细化排队。

　　“给这种改进点个赞。”许小姐说，新政策出台后，申请者会掂量一下自己的情况再考虑是否参加摇号，这让最需要保障的家庭优先中签，别人也不再瞎耽误工夫浪费感情做“分母”。她期待，购车摇号政策也能改进，比如优先考虑住所附近没有地铁的家庭、没有车的家庭、有高龄老人和婴幼儿的家庭……（记者 曲哲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