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的办案室由8个室，增加到12个室

　　新京报：所以你说“纪委的工作内涵到了不得不聚焦的关口”？

　　李永忠：对。过去纪委的面铺得很宽，关键是因为监督到不了位，成不了监督机关，就转变为办案机关；办案有阻力，就变成纠风部门；纠风有困难，就变成执法检查；执法检查还有矛盾，就搞效能监察。

　　十八大之后，纪委对外协调的机构、议事部门由原来的125个部门减为现在只有12个，减了113个，通过缩小工作外延来增加监督机关和办案机关的内涵，从而突出地位和工作重点。

　　第二，是增加内涵，即那些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缩小以后，纪委的办案室由过去的8个室，第一步增加到10个室，第二步增加到12个室。而且都是在中央编委、编办规定的里面，人员、机构都没有增加，只是通过合并、突出主业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终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再次见到。31年前只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有类似的一句话。

　　解决“灯下黑”，要抛弃选择性执纪

　　新京报：中央纪委机关10天内连续两名厅局级领导干部“落马”，普遍被认为是解决“灯下黑”的决心和行动，你怎么理解？

　　李永忠：“灯下黑”的出现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腐败呆账和存量，这是出现纪委“灯下黑”的客观原因。正是由于“腐败呆账和存量”的客观现实，在不少地区和单位，就出现了你想查谁就查谁，查谁谁就容易出问题的现象。因此，讨好、拉拢、收买、腐蚀纪委干部的现象远远超过从前。

　　二是在主观上形成了一定的选择性执纪。如果没有一定的腐败呆账和存量，就很难有一定的选择性执纪，最多只有少量的、个别的选择性执纪。现在是腐败案件存在太多，同时发现很多起，你只能查一起或几起。因为人力、物力、时间的限制，你只能选择查一起或最多几起，这就使你有选择性执纪的可能性。

　　客观上有这种现实性，主观上又有这种可能性，再加上在面对如此多的腐败呆账和存量的情况下，我们的办案方式，在多年前已经由过去的深挖窝案串案，改为“精确打击，定点清除”。这种战法上、打法上的变化也给各级纪委、特别是办案一线的纪检干部、包括领导的选择性执纪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和机会。所以说曹立新、魏健、金道铭等都是这样一种情况，在选择性执纪中就容易得到别人的好处，帮别人办一些别人想办而办不成的事情。这是选择性执纪的条件性和机会性。

　　新一届党中央、中央纪委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习近平到王岐山，先后提出了“打铁还需自身硬”“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一定要认真解决灯下黑的问题”等，这些都说明“灯下黑”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