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调有经验的骨干、能手查处内部问题

　　新京报：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对之前的纪检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李永忠：在前面两个“不得不”的前提下，大家已经感觉到了，源于苏联模式、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同体监督的纪检体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这样的情况，就决定我们的纪检体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

　　新京报：纪检体制具体都是如何改革的？

　　李永忠：首先，实行了“两为主”和“三化”。事权上，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人权上，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权，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同时成立组织部、宣传部以推动“两为主”的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

　　其次，新设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这是建党、执政、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设立的内部监督室，专门监督纪检机关系统的问题。这个内设机构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中央纪委干部出了问题，是由机关党委、机关纪委来解决，但是专业性不够强，他们更多的是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业务能力、办案能力都不够专业。而这次设立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是抽调了一批有经验的骨干、能手来查处内部的问题，因为“要想抓住狐狸，必须比狐狸更狡猾”，这是过去机关党委、机关纪委所不能胜任的，这是从机构上的一个变化。

　　基层缺乏胆识，中纪委率先改革

　　新京报：其他还有哪些变化？

　　李永忠：中纪委在反腐高压态势下明确提出“三个大胆”（理论层面大胆探索、行动层面大胆实践、再加上习总书记在“说明”里面讲的大胆干）。尽管“三个大胆”提出了，但各地都是左顾右盼，顾左右而言他，基本上是不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纪委率先发力、率先改革，因此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它的内设机构就改了两次。本来应该通过基层来改，但基层缺乏这种积极性和胆识，这就是不得不改革关口的第二个证明，因为中纪委率先改革，一系列的规定由中纪委出台，包括机构的改革、内部监督的情况、对系统内的通报、系统人员的查处等。

　　新京报：其实，这一年反腐的一大新亮点，就是纪委的形象更加明晰了。这一点是如何实现的？

　　李永忠：首先是公开。过去纪检工作被认为是最神秘的。最近几年来，纪检工作的开放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到了十八大以后，中纪委网站成了中央国家机关开放度最高的网站，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包括海内外媒体，对反腐败起了极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

　　其次是异体监督。通过改革，使巡视制度的异体监督作用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高，从而极大地提振了民众的反腐信心并增强了中纪委的公信力。

　　再次是加大了领导分工的调整和干部交流。过去领导是一次分工多年不变，干部是一个岗位多年不换。现在分工动态化，干部交流常态化。用加大分工和交流的办法，努力避免因固定分工固定岗位，而导致“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的问题。

　　新京报：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反腐形式上也出现了很多变化，比如前一段报道的去高档酒店通过发票倒查、以及最近的通过漫画来宣传反腐等形式。你怎么看？

　　李永忠：“从大入微”有宣传效果，对形成高压态势、增加基层信心是有价值的。

　　但是从战略层面来说，更需要通过宏观的战略布局去全面深化改革，否则即便“入微”再多，也很难改变整个局面。

　　所以，反腐败不能仅限于现在的“入微”状况，“入微”是需要的，是为了让民众增加信心，但是如果战略问题没有认真解决、深入推进，不管采用什么方式，都替代不了战略布局。如果形成不了科学的权力结构，一旦高压态势不再持续，腐败的反弹会更加厉害。

　　因此，“入微”需要抓，但必须是以权力结构改革、纪检体制改革为重点，必须立足于以政改特区的设立为推动，才能把“入微”真正推到实处。过去我们也有很多“入微”，比如抱着摄像机去扫公款吃喝、去登记公车到酒店的牌照，去一尺一尺丈量违规住房，但结果怎么样？最后没有一个管用的。现在，我们因为在战略上有一定的设想和推进，当前搞一些“入微”是可以的，但不能满足这些“入微”，这些“入微”必须转化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