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十八大提出了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如何做到这两者有机融合？国企改革承担着破解这一课题的时代使命。目前，国企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渐次显现。为探究国企改革正确方向和路径，展现国企改革波澜壮阔的实践，本报从今日起推出“国企再造”系列报道，从市场使命、路径选择、风险阻力和治理变革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国企改革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难点，从实践的角度探讨破解之策。

　　审计署6月20日发布了11户国有企业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截至5月31日，相关企业制定完善规章制度1194项，对190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厅局级干部32人。

　　公告显示，问题主要集中在有的企业执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不到位；有的企业部分投资项目存在论证不充分、程序不合规的问题；有的企业财务管理不够规范；有的企业内部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违法违规问题仍然存在。

　　类似的国企腐败远不止这些。专家指出，近来频发的国企腐败案，无一不和公司治理失范有关，凸显国企一股独大、三会不分、一言堂、管理层考核和任命“官员化”等公司治理弊端。国企“去行政化”改革势在必行。

　　腐败高发国企官有化、权贵化

　　公开资料显示，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仅2013年就有31名国企高管落马，涉及石油、钢铁、煤炭、电力、通信、航空等多个领域。今年已有包括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王俊国等多名国企高管接受调查。近年来，国企腐败在各类职务犯罪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在广东省，这一数字甚至接近50%。

　　各地近年来发生的国企高管贪腐案件，当事人不少都是企业“一把手”。如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同海，四川移动董事长、总经理李华，广东电网总经理吴周春等。

　　据东北师范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柏维春统计，国有企业腐败涉及挪用公款的案例中，2010年一人涉案5.8亿元人民币，2011年一人涉案7.9亿元人民币“一把手”腐败造成的国资流失非常严重。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集体腐败多是国企腐败区别于其他腐败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处于垄断性行业的国企，通常可以“感召”中层以上干部，形成利益集团和攻守同盟，发现时往往倒下一大批。

　　例如，在古井集团腐败窝案中，先后有10多名高管被查处，受贿时间跨17年，涉案金额从数十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在中石油腐败系列案中，目前至少已有45人被调查。

　　国企高管腐败通常采取的手段主要有：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审批、审核、业务发包等权力，在决定业务承接方、聘用服务方中收受业务单位或个人的贿赂。在经营管理业务过程中，通过虚增购销环节、虚增业务费、虚构承租人等方法侵吞公款。还有一些高管利用国企改制，虚构事实隐匿国有资产，改制后再予以侵吞。最近两年还出现了涉嫌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等新的表现形态。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认为，某些国企蜕变为官有化、权贵化，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私有化，而且是一种不付成本、不担风险的私有化，既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又是最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

　　有关专家认为，国企腐败之所以频发，重要原因就是改革不到位、产权不明晰、内部制衡缺失，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缓慢。

　　柏维春认为，由于国企“去行政化”改革滞后，现有国企高管不少人与党政机关之间有着类似“脐带”的关系，“亦官亦商”，存在权力寻租的双重风险。一方面，国有股份一股独大，企业内部管理行政化、机关化色彩浓重，极易形成“一把手”开设“一言堂”；另一方面，一些国企的高管享有地方行政级别待遇，“接受地方政府监管”往往流于形式。

　　一位国企高管说，目前对国企“一把手”的监督，多半是行政和党纪的监督。事实上，这种监督很软。纪委书记理论上可以监督董事长，但两者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不可能很好地监督。外部董事理论上也可以对董事长起到制衡作用，但由于外部董事的独立性不够，对于没有明显瑕疵的方案，一般不会提反对意见。

　　“真正的制衡，应该是市场化的制衡。”华谊集团财务总监常清认为，如果企业不是国有股一股独大，而是有不同所有制的股东互相制衡。其他股东为了自身利益，肯定会竭力阻止高管的腐败行为。

　　目前，对国企高管的监督基本处于上级监管不到位、内部监督失效、公众无法监督的真空状态。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说，近年来发生的集团领导腐败案几乎都是通过外部监管发现的。一些国企高管称，尽管不少国企都设有审计、纪检部门，但多是针对风险点制定一些工作流程、控制环节，用于防控风险，监督作用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