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政协:推动履职能力现代化（议政·协商民主进行时）

　　“对阻挠政协民主监督的，政协可建议党委、政府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8月初，杭州市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意见》，这份在全国范围内尚属先例的文件，其中不乏“狠话”和“硬约束”。

　　杭州市政协委员履职，从此又多了一把“尚方宝剑”。这“尚方宝剑”的威力，来自刚性制度的健全。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人民政协应有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杭州市政协正在进行的履职能力现代化探索，令人期待。

　　制度硬起来，腰板挺起来

　　政治协商，想协商就协商，不想协商就不协商；民主监督，监督谁？监督什么？怎么监督？不甚了了；参政议政，说了白说。在一些地方，这曾是政协履职的常态，究其原因，还是缺少科学的制度体系支撑，履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做得不够。

　　杭州市此次出台的文件，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下面这段话：“要把能否重视支持和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列入党委、政府督察机构的督察内容，列入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工作的年度考核内容，列入检验党政领导干部基本政治素质的一条重要标准和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参考。”

　　简言之，“三列入”：列入督察、列入工作考核、列入干部考核。尽管从文件到落实仍有不少要做的事，比如细化考核办法等，但如此硬性规定，还是让人对制度的效用充满期待。

　　事实上，伴随着协商民主发展大势，杭州市频繁出台政策，一个日渐清晰的政协履职制度环境正在形成。比如，提出政治协商“两个纳入”制度：纳入党委议事规则、政府工作规则，纳入党委、政府及其办事机构办文办会的必经程序和重要内容。这就意味着，政治协商这一政协的首要职能，与党委政府工作和程序实现了有效衔接，“协商在决策之前”，不再是一句空话。

　　记者手头有一份杭州市委办公厅发的红头文件，内容是杭州市政协2014年度协商计划。以什么形式协商，协商什么内容，由哪些人参加，一目了然。这份由市委、市政府和市政协3家办公厅联合发的文件，具有很强的约束性和调动资源的能力。

　　在杭州，政治协商已经形成完整的工作机制：年初由三家共同发布协商计划，到了年底，由于政治协商已纳入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党委督察部门会专门对政治协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促落实。

　　与党委政府的顺畅沟通，保证了协商的实效。市委重大决策交政协协商已成文件规定和工作常态；而市政府与市政协之间建立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也让协商对接更顺畅。联席会一年两次，两家分别主持，通报情况。在这个会上，市政府将行政中的一些重大课题，直接交给市政协进行协商。

　　密度提上来，履职活起来

　　杭州市救护车安装计价器收费，被媒体报道后，一时成为舆论焦点。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立即跟踪调研，并提出建议，应加快制定院前急救管理条例。市政府高度重视，启动立法工作，今年初，条例进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

　　今年6月初，杭州市政协接到一份来自市人大的函，希望就院前急救管理条例来政协进行立法前协商。在此之前，市人大法工委已通过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联系专家征集意见，但效果并不理想。

　　接函以后，市政协高度重视，分管社法委的政协副主席何关新说了一句话，让社法委主任辛薇至今记忆犹新：“不征求政协意见，政协有意见；征求政协意见，咱千万别没意见！”

　　有意见容易，但提意见提到点子上却不易。好在政协具有行之有效的民主化程序和人才智力密集的优势，社法委联合此前提出建议的教科文卫体委共同承办，召集了20位对此有研究专长的政协委员与会。

　　协商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市人大带队的领导留下一句话：“不虚此行！”条例除附则，共38条，委员们对其中的22条共提出69条意见。最终通过的条例，其中有13条吸纳了这些意见，有的还直接用了委员撰写的条文。

　　辛薇对这次具有开创意义的立法协商颇感自豪：“事实证明，一些专业性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立法工作，拿来政协协商效果非常好！”辛薇介绍，在此次协商之前，市政协社法委就已经在政府层面上，与市政府法制办建立了立法协商机制，“今年至今我们已经先期参与了大气污染防治、老年人权益保障两个政府条例的制定，就在这个月，我们还将就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开协商会。”

　　开展立法协商，只是杭州市政协尝试协商民主新形式的一部分。今年以来，他们还强化了主席会议的协商作用，将过去议事性质的主席会扩充为议政协商会，目前已围绕停车市场化、食品安全监管、养老服务改革、国企改革等主题，组织委员协商建言。每月一次的协商密度，让政协委员的履职更加充实。

　　界别协商也开始试水。去年9月，市政协工会和工商联界别就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首次开展协商。今年初，市政协专门制定出台了年度界别专题协商计划，确定11项主题，并明确了时间安排和任务分工。主题涉及经济转型发展、电子商务发展、两岸文创产业合作等热点问题，共有委员410余人次踊跃报名参加。

　　重心向下移，民意向上聚

　　在群众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渐强的背景下，如何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向，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能不能与基层民意形成有效对接，发挥协调各方利益的优势？杭州市政协的做法是，向基层延伸。

　　近年来，杭州市政协将触角向乡镇乃至社区与村延伸，已在全市100多个乡镇街道建立政协工委，这些机构在基层搭建了协商平台，在一些政府的工作难题、事关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通过对话、沟通和商量的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凝聚共识。

　　杭州萧山区的委员工作室，1年多来声名渐起。按照轮值表，政协委员定期定时接待群众来访，收集社情民意。小到弄堂的一盏路灯，大到拆迁补贴标准、经济适用房政策，社区里的居民都愿意跟政协委员聊一聊。

　　一个小小的工作室，让老百姓有了反映诉求的渠道、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与政府信访部门不同，政协委员亦官亦民的超脱位置和角色，让沟通变得更顺畅。因此，它的功效除了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疏导情绪、宣讲政策，在一些重大公共决策出台前后，用接地气的道理和话语说给老百姓听。

　　除了委员接待日，这些工作室还在网上开专栏，将政协委员的基本情况、联系电话、电子邮件、QQ等在网上公布，随时接收群众的意见建议。联络点还要求每一位联系的委员，借助自身影响力发展不少于20位群众作为民意采集人。

　　为鼓励政协委员履职下沉，畅通民意民智，从2012年起，杭州市政协相继出台关于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和参加所在地基层政协活动的措施。如今这些举措在基层催生了各类创新形态，可谓“开枝散叶”。比如西湖区政协有了灵隐街道民情邮局，下城区政协有了委员反映民情的APP移动终端，而在桐庐县桐君街道南门社区，群众把活跃在身边的政协社情民意联络点称为“楼下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