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赵稀方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首席研究员，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港台华文文学、当代理论和翻译文学研究。专著有《存在与虚无》、《小说香港》、《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等，译著有《人文科学导论》、《黄金法则》、《白色神话》等。曾赴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地访问研究。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翻译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文学评论》编委等。

　　■编者按：

　　不久前接连举办的第十届香港文学节以及第25届香港书展使香港这座现代化都市充满了浓浓的“文学味”。几十年来，甚至可以追溯到100多年来，香港文学中涌现了大量富有特色的作品，从一个角度见证着中国的历史变迁，同时也见证着这座在中国富有特殊意义的城市的变迁。在赵稀方先生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见一幅生动的香港文学的“风貌图”。

　　■精彩阅读：

　　■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台湾乡土文学和现代主义，一者站在乡村与传统的立场上，一者站在西方和现代的立场，之间有尖锐的对立和论战。但香港乡土文学与现代主义在反省商业化和都市化这一点上，具有一致性。

　　■以金庸作品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更高的意义在于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的线索。

　　香港的乡土文学与现代主义

　　香港文学最早可追溯到1861年从上海逃至香港的王韬，王韬于19世纪70年代创办了香港第一份中国人自己主办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并且有《遁窟谰言》等文学创作。至20世纪初，同盟会革命党人以香港为基地，创办《中国日报》等报刊，宣传革命，形成了文学的繁荣时期。因为香港的殖民地背景，在内地新文学兴盛的五四时期，香港成为了旧文学的阵地，直到上世纪20年代末，香港新文学才裂土生长。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与鲁迅1927年南下香港的演讲有关。在风格上，香港新文学开始受到了创造社、太阳社海派文学的影响，港派文学的感伤、洋化的特色与海派文学原来渊源有自。香港文学的高潮是由内地文人的两次集中南下造成的，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末避“外战”（日本侵略），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中避“内战”（国共战争）。这两次南下香港的阵容极其强大，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萧红、戴望舒、叶灵凤、林语堂、萧乾等人，他们在香港创建了大量报刊，出现了茅盾的《腐蚀》、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戴望舒的《狱中题壁》、肖红的《呼兰河传》、许地山的《铁鱼的鳃》、黄谷柳的《虾球传》、侣伦的《穷巷》等优秀文学作品。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家作品分明已经超出了香港文学的范畴，而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了。由此可见，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香港文学的独特性逐渐显露，乡土文学的形成和现代主义的兴起是值得注意的标志。

　　在上世纪40年代产生于香港的优秀文学作品中，黄谷柳的《虾球传》（1947）和侣伦的《穷巷》（1948）出自于香港本土作家之手，它们称得上是现代香港文学的标志。可以看得出，这两部开始连载于《华商报》上的作品，还处于“左翼文学”的模式之中。1961年出现的舒巷城的小说《太阳下山了》则开始不同，从舒巷城《太阳下山了》与《虾球传》、《穷巷》这两部小说的比较中，能够明显地看到香港文学开始形成其自身的特点。《太阳下山了》摒弃了文学作品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着力于在情节冲突中展示太多的社会矛盾，而是侧重于通过描景画俗来透视港人的心态。例如，作品对于香港筲箕湾内泰南街的生活场面的描写，对于其间世态人情的揭示，向读者展示了“乡土香港”的风俗和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舒巷城的小说《太阳下山了》里，已经出现了商业竞争、文化炒作等工商社会的矛盾，但它们在小说中体现为一种负面价值，小说本身维护的是一种传统的乡土文化和古老的民间温情。舒巷城从过去走来，从民间走来，对于侵蚀民间价值的现代性表现为很难容忍，对于迎面而来的不容抗拒的都市文明，本能地做出反抗的姿态。到了香港工业化最为迅猛的上世纪70年代，他再也无法容忍，写下了一些抗拒都市的都市诗。在这些都市诗中，他以民间价值为参照，对香港的广告、大厦、赛马、噪声、旅游景点等各种都市现象进行了抨击。舒巷城代表了第一代港人对于过去的乡村性的追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承接舒巷城而持续了这种创作理念的作家，较为突出的是海辛。

　　海辛的愤懑与他在这个大都市的一系列坎坷境遇有关。痛苦的人生经历，令他感到资本主义都市的残酷，令他怀念起乡村的温情，而都市化对于传统的摧毁，尤使他感伤和义愤。海辛对待都市的心态似乎有点矛盾，他知道历史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所以他相信自己并不是在排斥整个都市新潮，而只是在排斥其中的罪恶，维护一种传统的道义和价值。

　　与香港的乡土文学同时崛起的，是香港的现代主义思潮。香港的现代主义思潮发端于1956年的《文艺新潮》，至1962年刘以鬯的《酒徒》而达到高潮。台湾乡土文学和现代主义，一者站在乡村与传统的立场上，一者站在西方和现代的立场，之间有尖锐的对立和论战。但香港乡土文学与现代主义在反省商业化和都市化这一点上，具有一致性。

　　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多反映理性社会中人的精神分裂，《酒徒》则较少写人性的形而上体验，这里最为急迫的问题是要揭示商业性对于文化的某种侵蚀，例如金钱对于人性的扭曲。作家们看到，一切以金钱为中心，所谓文化就只能是金钱支配下的畸形儿。当时的香港报刊多按照“生意眼”选择作品，真正的文学与艺术在香港成为最不值钱的东西，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面临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一个社会的立足点。他们所忧心的首先并不是社会问题，而是自己的生存问题。作品中的“酒徒”是一个职业作家，有着较高的中外文学素养，但为生活所逼，他不得不放弃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开始为报刊写武打、色情小说。这种选择，使他无法不受自己良知的指责，但不如此又无以为生，于是他只好沉溺于酒中，用酒精来麻醉自己。酒醉的时候，他是放纵的，酒醒的时候，他又有悔意，“我是两个动物，一个是我，一个是兽”。人与兽、本能与理智，时时在“酒徒”的头脑中交战，撕裂着内心。在艺术表现上，刘以鬯不再拘泥于一种物质性的真实，而是将世界纳入个人意识之中，在其小说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放纵和幻想奇特地并列在一起的各种自我的活动舞台”，而现实也已解体为一种散乱的印象。表现在形式上，刘以鬯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模式，以一种非逻辑的表述形式，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酒徒》因此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部意识流小说。

　　刘以鬯的《酒徒》是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它来自于中国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传统。下面我要谈到的西西、也斯等人都在现代主义实践上卓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