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批史料信札亮相匡时夏拍

阮毅成夫妇像

　　一批民国年间重要文献资料亮相于北京匡时拍卖。据该拍卖公司负责人介绍，这批文献资料主体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各位军政界要员、学界耆宿及文苑雅士写给阮毅成的信札，总计120余人、290余通。其中陈叔通所致31通、沈钧儒所致32通。此外有马叙伦、马寅初、张伯苓、张宗祥、柳诒徵、梅汝璈；丰子恺、潘伯鹰、沙孟海、陈之佛、田汉、欧阳予倩；陈仪、沈仲九、贡沛诚、杜伟等多位名人墨迹。

　　信件内容多有涉及治国大略，民国时代金融、地产、交通、人物往来等多项信息涵括其中。梅汝璈赴日本之前写给阮毅成的信，可谓是对“东京审判”之行的自白书，有重要的历史资料价值。陈仪的一通信尤为珍贵，1948年6月，陈仪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规劝老部下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起义。汤密告蒋介石，陈仪被免浙江省主席职，遭逮捕，后被杀害。信是陈仪写给沈仲九的，说“阮毅成如能来台，会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原信虽已被剪断，但所涉及的当是重要事宜。陈叔通有一通信写于建国之后，收信人为第三者，陈叔通托此人转告在香港的阮毅成可以放心回大陆。一张著名革命人士、收藏家何遂送给阮毅成的《仿元人山水》小画，极为少见。一件郭沫若的《五光图》手稿，记述了民国一段趣事。1938年郭沫若与于立群抵武汉，次日，叶挺把他们从旅馆接到太和街26号新四军办事处。郭沫若与叶挺、陈铭枢、黄琪翔、张发奎欢聚，叙旧议新，一同合影戏题为《五光图》。

　　阮毅成（1904－1988），字静生，号思宁，浙江余姚人。其父为民国著名法学家阮性存，曾积极推动立宪。阮毅成在五四时期便活跃于历史舞台，曾与郁达夫、徐志摩等为校友，创办浙江最早的新思潮刊物《明星》等。1938年，经陈果夫、朱家骅共同推荐回浙江任省民政厅长，是当时最年轻的厅长。抗战胜利后担任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去台后，历任行政院设计委员、总统府秘书主任等职，颇得蒋介石青睐。

　　以下介绍一些此次将被拍卖信札的内容：

梅汝璈致阮毅成手札

　　梅汝璈致阮毅成信

　　梅汝璈以代表中国参与“东京大审判”，并为中国赢得荣誉和尊严而闻名于世。1945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到驻日盟军统帅总部的通知，经过慎重选择，决定指派42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梅汝璈博士为中国法官。1946年1月28日，盟军总部公布了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国法官名单，梅汝璈位列其中。而这封《一月廿二日书》即是写于1946年1月22日，为梅汝璈赴日之前所写，可谓是赴日前的自白书。梅汝璈对阮毅成说“弟奉派赴日非出己愿，一再请辞，均未邀准。只有勉为承乏，刻正摒挡一切。预计下月初（大约十号前）当可赴沪，在沪拟作一周或一旬之迳留，以便治装访友。”在给阮毅成的信中，梅汝璈坦露心声，对于东京审判最初是一再请辞的，在未获批准后，便决定以“摒挡一切”的念头赴日。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从复旦大学附近的江湾军用机场出发，乘坐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东京。最后，历经两年半的审判，经梅汝璈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恶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

陈叔通致阮毅成手札之一

　　陈叔通致阮毅成信

　　陈叔通在《七月廿五日书》中就土地重行测量一事对国民党当局表示不满，“近更有登记事发生，弟最不解政府何以专与民为仇。国土原为政府所发，何以乱后又须重发。政府犹是蒋政府，不但民国未改也。”陈叔通将个中原因陈述己见，并向阮毅成建议到：“兄能否陈诸沈主席，如出于中央，亦可力争，但限于乱后遗失图照，或有移转，则须登记较为合理。沦陷为守土者之责，人民不问罪，反以种种歧视加诸人民，古今中外所未有，民变有可能非机关枪所能压制。沈主席贤明爱民，兄姑以此转陈何如”。陈叔通说如土地登记是浙江省主席沈鸿烈（1882-1969）的提议，沈主席贤明爱民，应该能听进去自己的建议，而如果命令是来自于南京政府，陈叔通劝阮毅成应据理力争，如引起民变，则有可能非机关枪所能压制。

马叙伦致阮毅成手札

　　马叙伦在《六月一日书》中就恩师墓被盗掘一事，向阮毅成反映情况，请求设法缉拿凶手。“吾浙比年盗墓之风极为横炽，止以常法罚，虽不足蔽辜，而宵人遂无所畏耳。戚友之家遭其祸者所向已非一二，乃今得敝师陈介石先生之世兄来书（原书附览），告以介师及其太夫人之墓竟被盗。弟辱在门下，闻之酸楚。介师清末长吾浙谘议局，与尊先公同事有年，用敢奉乞吾兄鼎助，设法辑凶到案。严儆以止盗风”，信中说的陈介石（1859-1917），名黻宸，后改名芾，学者称瑞安先生，浙江瑞安人。与宋衡、陈虬并称为“温州三杰”。民国成立，选为众议员，兼北大教授，是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马叙伦向阮毅成反映浙江盗墓之风猖狂，竟致先师墓被盗，酸楚之情，无可名状，颇有王羲之《丧乱帖》“先墓再离荼毒”之痛。

丰子恺致阮毅成手札之一

　　丰子恺致阮毅成信

　　丰子恺信共有三通，“十二月廿五日”信写在“缘缘堂画笺”，当时丰子恺人在苏州。信中商谈校舍一事，“惟陶先生在四川尚有农产科学生一班（十余人）即将复员，在校舍未定前，亦拟暂借地藏庵开学，故警察能全部让出，最为公私两便。”另外一通“十二月廿七日”信写在“缘缘堂用笺”上，代老同学求职。“缘省立嘉兴师范（在平湖）校长因事辞职，弟有老同学黄庆瑞兄（现任教厅省视察，前与弟同班毕业于第一师范，后与钟伯庸兄同在上海大学毕业），于当地当校颇有人望，拟承其乏，欲借助鼎力，向李厅长推荐，恳其委任。”这里说的钟伯庸曾任杭州教育局局长，和丰子恺一起做过明远中学的校董。黄庆瑞应即黄克丕，字庆瑞，1898年出生，原南垄人（后迁居杭州嘉兴府嘉善县），民国期间曾任平和县教育局局长。这三通信不见于《丰子恺年谱》所载，能补丰子恺交游与行踪所缺。

　　马寅初致阮毅成信

　　马寅初这封信写于《中国经济学社》笺纸上。中国经济学社成立于1923年，是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推进经济学术发展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在1927年的第四届年会上，马寅初被选为社长后，始创办《经济学刊》，筹设研究基金，并将每年的年会作为展示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之一。学社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其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影响到新中国的人口论。这一重要经济学术团体，今日学界对之却了解甚少。而这张笺纸上对于中国经济学社成员的介绍，囊括社长、副社长、理事、书记、会计、编辑主任、出版主任、基金保管委员、基金会计，可谓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