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13点，正值盛夏，暑气逼人，是大部分人的午休时间。“我是那小部分人！”全国政协委员戴秀英告诉记者，自己从来不午睡，也没有晚上12点以前睡过觉。

　　“人要有目标，有追求，跟年龄无关。”戴秀英是个非常有计划的人，几十年来，她一个目标接着另一个目标，从未停下脚步：“我热爱西部，我的人生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收获。”曾几何时，西部好像是一个符号，意味着荒凉、贫穷与落后，但也是最需要人们去关心、帮助和付出的地方。“哪怕你为推动社会进步作了一点点贡献，心里也会特别高兴。”戴秀英说到了，也做到了。

　　一本手册，让农民自己当“医生”

　　1958年，4岁的戴秀英随父母支边来到宁夏，那一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我是和宁夏一起长大的！”话语中透出一种自豪。戴秀英在北京读完医科大学后，毅然回到宁夏从事医学教育工作，一待就是一辈子：“学医不为别的，只为了我的乡亲父老。”

　　几十年里，戴秀英走遍了家乡的沟沟坎坎，心里最惦念的是大山里的农民弟兄。由于经常下基层调研，戴秀英这些年结识了不少农民朋友，其中有一户农家让她印象深刻。“我第一年去他家调研时，家里条件不错，住的大瓦房，能喝上干净的自来水。可再过一年去看，他家的生活已经变得很拮据。”戴秀英感到非常意外。后来她了解到，有一回家里人吃了馊饭，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后来病情越拖越重，最终导致昏迷。村里的村医和乡镇卫生院的医生都说治不了，家人只得用牛车把她拉到县医院，在县医院住了一周，花了好几千元。

　　“就这样，一个原本殷实的家庭却因病返贫，原因居然是缺乏卫生保健知识！”戴秀英当即表示，一定要想办法改变当地农民因卫生知识缺乏而容易患病的现状。随后，她组织区内30多名医学专家，编写了《农民家中的医生》手册，书中推荐使用的大多数用药是经区内招标后价格低廉、服用安全、普通药店容易买到的药品，同时还从收集和整理的2万种古今中医药文献中精选出600多种偏方，全部免费发放给当地农民。戴秀英还不忘叮嘱农户们每家准备一个小药箱，遇到一些常见病可以自己诊断治疗。

　　2011年和2012年间，戴秀英先后主编了《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应用》手册、《家庭医生家庭安全用药手册》等，继续指导农民做自己的保健医生。“绝大多数农民收入都很低，不少农民小病不看拖成大病，因病致贫返贫在农村十分常见。我写书的初衷，就是希望他们能花最少的钱治小病。”戴秀英说。

　　一纸提案，让癫痫病人远离病痛

　　西海固，宁夏南部贫困山区西吉、海原、固原三个地区的简称，那里干旱少雨，土地贫瘠。“近百万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1200元，贫穷可想而知。”一提到西海固，戴秀英就特别揪心。

　　在西海固的一次调研中，戴秀英遇到一个农村家庭，家里本来就贫穷，兄弟两人还得了癫痫，但他们治疗的方法竟然是请“法师”。“他们告诉我，花了一年的积蓄从‘法师’那里买下药丸，结果不管用，病情还加重了。怎么可能管用呢？”戴秀英又气又急。她发现癫痫这种神经系统疾病在农村地区很常见，有数据统计，2/3以上的癫痫患者没有得到合理治疗，病情长期得不到控制，近半数不能劳动或工作。“一家出现这样的病人，就必须长期有人照顾。农村生活条件差，村卫生所一般没有神经科，病急乱求医也就不足为奇了。”戴秀英下决心要改变这种愚昧落后的状况。

　　2005年到2010年，作为项目主持人，戴秀英积极争取国内外合作“WHO—中国农村地区癫痫社会控制”项目，为宁夏争取项目资金200余万元。6年来，她带着课题组的研究人员跑遍宁夏14个县、市、区，为164个乡镇卫生院培训了一批治疗癫痫的乡村医生，亲自指导筛选癫痫患者，为患者进行诊断和确定治疗方案，组织专家编写了《癫痫病人防治300问》，免费向管理癫痫患者的乡村医生和癫痫患者发放2000册。目前项目已经覆盖宁夏380万农村居民，占宁夏农村人口78%，有2500例惊厥性癫痫患者接受免费治疗。

　　令戴秀英高兴的是，经过5年随访观察，50%的癫痫患者完全停止了发作，30%的患者发作明显减少，治疗有效率高达80%以上。经过培训的乡村医生，能像大医院神经科医生一样管理和治疗当地癫痫患者，每位患者每年只需花费30元就可使病情得到控制。“农村癫痫患者再也不怕找不到专家，看不起病了。”戴秀英爽朗的笑声里充满欣慰。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戴秀英提交了《关于在中国农村地区广泛推广“癫痫社会控制示范研究”的建议》提案，得到原国家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采纳。就在当年，该项目就被纳入中央财政转移地方赞助项目，并在全国15个省市推广应用，获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