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解决民族地区就业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综述

　　本报记者　谢靓

　　促进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而对于经济基础薄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民族地区来说，就业工作困难更多，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解决各族群众就业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全国政协11日下午在京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和对策”展开探讨。委员们认为，当前民族地区就业局势总体稳定，但还面临较大压力，需要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政策扶持，“国家相关政策对民族地区是有倾斜，但我觉得倾斜还不够。”会上，杜鹰委员一句话代表了众多委员的心声。

　　优化产业结构吸纳更多劳动力

　　解决民族地区就业问题，首先要提升经济总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符合当地资源禀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增强民族地区就业吸纳能力，这是与会委员的共识。

　　今年，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简称民宗委）将“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作为重点调研课题，分别于4月和8月组织委员赴广西、宁夏等西部7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专题调研和3次协同调研，形成了综合调研报告。会上，民宗委主任朱维群说，调研发现，民族地区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不强，生产总值最低的第一产业农业就容纳了一半多的劳动力。“城镇化的关键问题在于城镇产业到底能吸纳多少农村劳动力。”朱维群建议，实行差别化的金融、税收、能源和财政政策，支持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产业项目向民族地区的城镇聚集，鼓励和支持民营、中小、微小企业发展，更多提升和利用民营企业的就业容纳能力。

　　谈及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马志伟常委认为，应以优化产业结构为核心，推动现代农牧业、新兴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在民族地区的发展，带动少数民族从牧场走向市场。马志伟曾经到青海省西宁市调研，他看到有回族企业家投资了一个大的贸易市场，邀请藏族群众合作，成就了一批懂市场懂经营的藏族企业家，这些人又带着更多的藏族群众致富，“我觉得这是好范例。”马志伟说。

　　在新疆长大的陈旗常委也赞同扶持民族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现在，新疆正结合当地特点大力发展纺织产业，陈旗建议发展民族旅游文化、农副产品深加工、现代物流等特色产业，并制定产业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磨长英常委还建议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边境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带动和促进社会就业，尤其要给予边境地区民营企业更多优惠政策。

　　教育要符合市场需求

　　扩大就业取决于产业发展、教育结构是否符合市场需求，以及职业教育水平。在这方面，与会委员建议，要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工作，以就业为导向调整高校专业设置和培养模式，大力发展适合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培训。

　　民宗委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我国约有6000万少数民族群众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语言交流障碍加大了他们参与竞争和就业的难度。来自西藏的索朗多吉委员告诉大家，在西藏，藏汉双语教育发展对于就业的促进效果特别明显，受过教育的农牧民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因此，他建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工作，并借助对口支援破除民族地区封闭式办学模式，构建校企结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应用型人才。

　　和其他地区一样，民族地区也同样存在重学历轻技能、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现象，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市场需求脱节。在刘新乐委员看来，民族类高校专业设置单一，重文轻理，缺乏技术应用类专业，他呼吁调整民族类高校专业设置，并扩大对少数民族毕业生职业培训补贴范围，提高补贴额度。对此，朱维群建议以就业为导向，将民族地区地方高校更多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大学，把中等职业教育作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重点，并调整职业教育布局和专业设置，借助东部地区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提升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水平。“从长远看，还是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来解决就业问题，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都需要更多帮扶。”李嵘委员说。

　　民族地区需要特殊帮扶政策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对于很多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教育水平、生活习惯、风俗文化以及就业观念等因素影响，外出就业面临很多困难。“少数民族群众还需要特殊的扶持政策。”陈俊骢委员说。

　　在朱维群看来，政府要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避免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被边缘化，同时也要引导他们适应城市现代生活，养成现代文明新观念，增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竞争能力，更好地同各兄弟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这是委员们一致的观点。姚爱兴常委说，对于人口比较分散，资源支撑条件比较差的民族地区，建议中央应加大对城镇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帮助民族地区增强城镇经济活力和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有序推进农业人口的市民化。陈俊骢认为，民族地区的就业问题不能完全靠市场，政府应制定更多鼓励和保障政策，引导民族地区群众在当地就业。此外，贾殿赠委员建议加强政策引导，提高内地高校新疆籍少数民族毕业生在内地的就业率。

　　会上，不少委员反映，民族地区有些企业不愿意大量吸纳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宁可从内地招工。杜鹰认为，国家支持民族地区企业的优惠政策应与是否吸纳少数民族群众就业挂钩。磨长英常委还认为，应按照特殊人群创业税收优惠办法，给予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税收优惠。

　　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生态移民形成的城镇化人口。马志伟说，青海为保护三江源实行了大规模的减畜移民，有五万多牧民放下牧鞭进入了城镇，但这部分生态移民就业很困难，“有草场无牛羊，住城镇无工作，求生计靠不住，想就业没文化”。马志伟建议国家协调完善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帮扶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共同作用，加大对口援建工作力度，推动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对此，乌恩委员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说，“政府不能只顾给钱，尤其要对生态移民形成的城镇化人口制定特殊的专项政策，实现人口转移的制度化、科学化、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