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工厂打工的27天

　　说起暑期社会实践，你会想到什么？去公司实习、到社区实践，还是去乡村支教？大学生们正在做的可能远不止于此。这个夏天，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在一个个小工厂里“实习”，在流水线上完成他们的“实践”。北京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卢晖临介绍，大学生暑期下厂实践源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关注农民工问题的高校老师发起的一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与新生代农民工同龄的大学生关心劳动阶层，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讲习、调研、实践和进厂打工等方式使大学生了解底层现状，洞察社会现实。在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的工厂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学生们都有着怎样的经历和体验呢？在大学生的一篇篇文字记录中，我们看到，大学生们通过近距离体验农民工的生产生活，倾听、记录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生命历程，理解农民工在30多年改革中的所承受的发展阵痛，以及在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大学生自身肩负的使命。——编者

　　福永，一个美好的名字，蕴意幸福永远，那里的生活却没有名字这般美好。这是一个地处深圳西北部的小镇，和深圳的大多数小镇一样，城区之外就是大片大片的工业区。工厂区和住宅区交错排列。上班高峰时，步行的、骑车的人们穿着不同颜色，或是衬衫或是T恤的厂服，有时拿着包子馒头，行色匆匆，朝着不同的方向赶去。

　　福永的白天很安静，烧烤、麻辣烫、炒河粉、火锅、大排档，那些刺鼻的气味和刺耳重复的吆喝，在此刻都消失了，只留下一地的油污和恶臭，间或踩上翘起的地砖，沉积在地下的污水被弹起，恶心得让人只想赶快逃离。

　　这里没有书店，最常见的“杂志”就是妇科医院派发的“秋云妇科”。我宿舍的墙上贴了好多，反正也是不收钱的嘛。至于这些所谓的妇科医院，工友告诉我，那都是骗钱的，

　　单调的流水线

　　“刚开始，我用唱歌和思考驱赶无聊，直至觉得唱歌也无聊，最后就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像一个机器‘撕下—贴上’无限循环了。”

　　为了能够顺利进厂，我自称是技校毕业，已经工作一年了，想要体会真实的工人的生活和心态，也是想减少和同事之间的差距和隔阂。找工作还算比较顺利。因为我们是暑假中间去的，大多数工厂已经招满暑假工了，找了一上午只有一个电子厂大量招普工。也是因为这个厂不按劳动法结算工资，所以面试什么的也是相当简单，看过身份证之后就给安排工作了，第二天正式开始上班。

　　这家电子厂生产电视机、平板、视频机等，1000多人，规模算得上中等。有两栋6层的厂房和一栋宿舍楼。

　　我的工作是QC，即质量检测。前面十几天做着普通员工的活，给底膜贴双面胶。工作不算困难，拉长也从不催我。我开始特别认真地在贴，不往旁边看也不坐凳子。不一会儿，我就熟练了，动作越来越快，也做得越来越好。桌上一摞儿底膜贴完了，旁边的小妹给我又抬来一堆，笑眯眯地说，慢慢做，不急不急。我开始怨恨自己为什么要做得那么快，眼下的这些恐怕是做到下班也做不完了。工作是无聊的，无聊来自于一直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不需要动脑子，也没有丝毫的成就感。每天的工作都和昨天没什么两样，即使换一种机型，甚至调整一下工位，那难得的新鲜感也会立马被机械化的重复冲淡。刚开始，我用唱歌和思考驱赶无聊，直至觉得唱歌也无聊，最后就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完全像一个机器“撕下—贴上”无限循环了。

　　“高压”的车间

　　“我们失去了凳子，被迫站着工作，每天11小时，上厕所只能在中间休息的10分钟内。”

　　同事们，也不能说是“同事”，我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孩子们”，则会互相开玩笑、打闹，大声地交谈，颇有班级的感觉。有几个坏孩子打打闹闹，跑前跑后，也有一些女生安静地趴在桌上做活儿，像是在完成一道题目，拉长则是我们的班主任———拉长进来后我们才会假模假样地做起活来。互相的玩笑是解乏的最佳方式，直到车间新来了一个主管———林主管。

　　林主管是绝对的高压管理，凡是一切有碍于产量和生产的都不被允许。先是为了纠正懒散的工作作风，我们失去了凳子，被迫站着工作，每天11个小时。之后离岗证也被没收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仅被允许在中间休息的10分钟内去厕所，其余时间不能去。再然后，请假也不被允许了。车间内外张贴了满满3页规章制度和罚款条例。

　　但管理越是严苛，工人们越是感觉压抑，就越是想要反抗。因为没有凳子，30多人的车间就有五六个老员工相继离职，既然没有反抗的能力，他们只能“用脚投票”。当然，这对于工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除了“辞快工”要被厂方扣半月底薪（900元），他们还必须离开熟悉的环境，再次面对不确定和漫长的适应期。相对应的，我离职时，线上的工人已经基本换掉一拨，据说，线上的产量相对于上月下降2/3。管理者和工人的对立，无形中造成了一种低效率。

　　与臭虫同宿

　　“工友说，刚来时也被咬得很惨，后来臭虫熟悉了气味，就不咬了。”

　　刚进厂时就听室友说有臭虫，没过两天，我们身上都被咬得满是红包，胳膊上、腿上、背上，严重得身上没有一块好皮了，咬过的地方又红又痒。据一个工友说，他刚来时也被咬得很惨，后来臭虫熟悉了他的气味，也就不咬了。旁边的一个阿姨认同地说道，这是给你们的“见面礼”，让你们也知道生活不容易啊！

　　虽然话是这样说，但是这不能是我们“认命”的理由，毕竟宿舍的恶劣环境是厂方造成的———宿舍公共卫生极差，宿舍楼后面的污水沟常年散着臭味，床板是用了很久的木板，有些不是实木，是薄木片压制而成，为臭虫安家提供了好条件——而这些问题都是厂方可以且必须解决的。其实之前厂里也给所有宿舍喷过杀虫剂，不过只是形式化的，随便喷一点儿，解决不了问题。但只要每月认真喷一次，基本上是能解决的。

　　邻工位的大姐常常给我看她被咬的红包，她说宿舍里只有她一个被咬得很严重，她不敢也不知道找谁投诉。其实何止臭虫，宿舍的安全也是很大问题，大姐发工资后，自己留了600元，其余2000元全寄回家里，但没两天，那600元就在宿舍被偷了。大姐被盗之后的4天又有失窃，都发生在晚上。与宿舍松散的安全管理相反，宿舍罚款制度却是难得的严厉———没关电扇，罚款；随意调换房间，罚款；损坏公物，罚款……

　　工友们也是敢怒不敢言，或者觉得说了也没用，一个小小的员工凭什么能撼动一个庞大的公司的制度呢？于是很多人选择与老乡在外面租房，虽然会舒适一些，但是用在路上的时间，每月在住宿上的花销，甚至于找房子的劳累，都造成了或多或少的麻烦。

　　合法工资靠“斗争”

　　“大部分工友不敢提加班工资，因为厂里有规矩，他们不知道也不敢想的是厂规不能大于法律。”

　　我在工厂工作27天，进账3500元，这是大部分工友无法达到的水平。他们辛辛苦苦的工作一个月，不漏加一个班，顶多只有3000元出头。我是按劳动法结算工资的，而普通工友不是。当然，这是经过斗争才获得的。而对于大部分工友来说，他们不是不知道周末加班工资是20元/小时，但他们之所以忍受12元的时薪，是因为这是厂里的规矩。他们不知道也不敢想的是，厂规毕竟不能大于法律，既然劳动法保护我们工人，给我们双倍工资，那工厂就不能违反。

　　十七八岁的孩子对于工资是不敏感的，他们花钱随便，每月也基本攒不了几百元。但是那些需要养家，特别是男工，压力就更大一些，对工资也要求更高。我们车间的工资普遍是2700元左右，特殊岗位可能达到3000多元。

　　厂门前有一条步行街，说是如此，其实不过是摆地摊和烧烤的长街，一到晚上便乌烟瘴气，各处都是高音喇叭，或是推销或是放着俗气的音乐———嚣张地钻进你的耳朵，逃也逃不掉———哪里都是广告，哪里都想要你出钱消费，轻易地就把欲望变成了需要。工友常常感叹，一出去逛街就忍不住要花钱，还是不出去的好。

　　我们的努力

　　我们除了体验工厂生活，还试图做些努力，想要改善工人们的工作环境。通过张贴意见书，表达我们对宿舍环境的不满，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在我们离开之前，公司已经开始换床板，以及喷药。

　　辞工时，我们不仅不允许公司扣我们的钱，并且用法律据理力争，争取到了按劳动法结算工资。公司也贴出告示，下个月将实行劳动法结算。虽然过程很艰辛，但我们让工友看见，用法律是能够维护权益、解决问题的。

　　我们在辞工时，向上级领导提出返还凳子和撤销不合理罚款规定的要求，也在我们走后付诸实施。

　　在有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前提下，默默忍受或者无奈辞职不应该是工人仅有的选项。打破这份沉默与无奈，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企业的良心、工人的意识都需要被唤醒。

　　(文/晓宇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