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于李顿调查团的接待工作十分“细致”。调查团于1932年2月29日到达东京，在日本停留9天，这正好是“一二八”上海抗战期间。日本天皇、首相犬养毅、外相芳泽谦吉、陆相荒木贞夫等人轮流会见李顿等人，连日设宴款待，并导游东京近郊及京都等名胜。

　　在此期间，关东军正在积极准备“接待”李顿调查团。关东军为了应对李顿一行的调查，特地于4月30日前做好了一套“想定问答集”，还迫使“满洲官民”背熟记牢。如果被问到有超出“想定”以外的问题，他们便一个字也答不上来。当时代理驻沈阳总领事森岛守人在后来回忆说：“整理资料，决定工作人选，撰写文件并作文字翻译，日夜赶工，极度忙碌；而特别费力的则是对于满洲官民及日本侨民的指导，不啻有为准备考试而通宵开夜车的感觉。”

　　李顿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时，日本关东军不能公开拒绝调查，但会找出许多借口加以阻挠。调查团预定途经锦州视察，但日本方面唯恐其在锦州及山海关一带军事侵略的痕迹被调查出来，就谎称因战事破坏尚未恢复通车，提议由水路前往大连转赴沈阳。调查本来将视察马占山抵抗日军之处列入重要日程，可伪“满洲国”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以“不敢保证安全”为由拒绝调查团前往。有一名日本军官甚至急中生智地提议：当调查团一行由山海关进入东北时，让“土匪”绑架他们，然后再由关东军出面解救，结果听得板垣征四郎哭笑不得。

　　据顾维钧回忆，在一个欢迎会上，他看见2000名学生每人手拿一面旗帜———日本旗或“满洲国”纸旗，每隔几步，就有一个日本人领队。队伍停在调查团住的旅馆门前，有一个中国人“代表中国人民”呈递一份请愿书，日本人则喊：“挥动旗帜！”学生们就很不情愿地开始挥动起来。

　　调查团和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郑孝胥、“外交部总长”谢介石、“财政部总长”熙洽见面，但都有日本人同席监视，调查团虽有发问，而他们的回答全是千篇一律。

　　5月3日，溥仪在会见调查团时，只是宣读了欢迎词，用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调查团问了溥仪两个问题：阁下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溥仪看看身边坐着的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然后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顾自主的。”调查团员一齐微笑点头，再没问什么。然后大家一同合影、喝香槟，祝贺彼此健康。调查团走后，板垣对溥仪说：“执政阁下的风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

　　调查团到任何地方都受到日本方面50多人监视团的包围，他们以一人缠住一人，不让调查团自由接触民众，尤其对于顾维钧的警戒特别严重。所到之处，都有“陈情团体”蜂拥而至，他们异口同声诋毁国民政府，要求承认“满洲国”，但其中很多是穿中国服装的日本人。

　　在妨碍调查工作之外，日方对于调查团酒色招待，则极尽其奢侈铺张之能事。当调查团一行到达沈阳的当天晚间，调查委员及国联工作人员便受到日方代表吉田伊三郎及其随员、南满铁路职员等人在高级料亭金龙亭设宴款待。甚至于在哈尔滨、大连等地，所到之处都准备有豪华宴席，并有艺妓数十人陪侍。这些艺妓，都是由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专程从东京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