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项由财政部开展的地方债课题研究报告建议，研究制定《地方政府破产法》，从法律上明确地方政府应承担的债务风险责任，在地方政府资不抵债时，允许地方政府宣告破产，并规定债务重组及债务清偿程序，确定上级及中央政府在其中的责任。(11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在国外，地方政府破产并非新鲜事。比如，2011年，阿拉巴马州杰斐逊县县政府就曾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起因是该县背负债务达41亿美元。在英国、德国、日本也曾出现过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但是，在中国谈到政府破产，还真是一个新词汇。地方政府破产了，政府的脸面放在哪里？政府机构如何运转？民生利益如何保障？地方政府破产或许会引发许多担忧。

　　但是需要澄清的是，地方政府破产不意味着政府机构停止运转，而是对政府现存的资产进行清算，对政府债务进行清偿、重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地方政府资不抵债时允许其破产，有利于督促政府承担债务风险，遵守欠债还钱的底线，挽回政府公信力，不再盲目举债，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视。

　　虽说有专家认为，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是政府债务是关系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变量，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借债只铺摊子不管还，过分依赖卖地还账，地方变相融资问题比较突出。出台《地方政府破产法》很有必要。只有从法律制度上对地方政府举债进行约束，有效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才能保持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避免政府借债不还，伤害政府公信力与民生利益。

　　财政部报告根据国际债务余额占GDP比重均值，结合国家与地方实际，测算出我国2009-2015年地方政府性债务合理规模分别为4.68万亿、5.99万亿、7.22万亿、7.95万亿、8.69万亿、9.51万亿、10.40万亿。但是来自审计署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6月，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经达到10.88万亿，明显超过了上述合理规模。

　　尽管经过国务院批准，部分地方政府被允许自主发债，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只管借不管还，政府财力被严重透支，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债务率已高达150%以上，个别县市债务率已经超过400%。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不考虑利息因素，个别乡镇不吃不喝还债需要400年。如果没有中央的转移支付，有的地方政府恐怕早就破产了。

　　在我看来，地方政府热衷举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需求不断提高，由于财政资金有限，客观上推动了政府的举债需求；二是一些干部为了快出政绩、多出政绩，不顾现实条件，大肆举债，大拆大建，甚至拆除新建小区、道路打造形象工程。

　　有报道指出，在我国662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高尔夫球场”等政绩工程，“县改市”方兴未艾，各种开发区建设如火如荼，其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负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毁损绿地、良田建高尔夫球场的报道不断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在发展经济的招牌下，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欠债不还，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为了还债，有的地方没有钱用于产业结构调整，没有钱改善民生，还在公共服务中偷工减料，甚至乱罚款、乱收费。

　　面对地方债务风险扩大的现实，听取财政部长课题组的建议，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把地方政府融资举债纳入法制轨道，允许地方政府破产，很有必要。不过，允许地方政府破产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要防控政府政府债务风险，还要前移监管关口，给地方政府举债套上法律“紧箍咒”，对地方政府举债比例、数额进行科学界定，并提高法律制度执行力，治理地方过度负债，防止地方政府旧债未还又添新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