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市场降息降准应对通缩的呼声逐渐高涨，但本周三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融资贵、融资难”的十项举措(下简称“新融十条”)明白无误地传递出一个信号——中国央行不会轻易降息降准。

　　事实上，今年以来市场降息降准的呼声一直存在。欧洲央行今年6月5日降息之后，虑及外需市场的复苏进程可能拉长，当时市场就有声音认为中国央行应该跟随降息，以抹平意外拉大的境内外息差，防止人民币走强伤及已经疲弱的出口部门。

　　不过虑及总量规模已经不小的货币信贷，国务院最终选择的办法是在不降息的情况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用结构性的办法解决结构性的问题。这亦是周三国务院常务会议通稿中说“今年7月以来”的含义所在，因为“多措并举缓解融资成本高”，最早就是在今年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的。巧合的是，当时出台的举措同样也是十条(下称“融十条”)。

　　逐一比对“融十条”和“新融十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面对的基本问题没有大的变化：货币总量仍然不算小，不少需要低成本资金的部门仍然难以找到相匹配的资金供应。虽然7月底到现在，由于油价连续走低带动全球通胀水平下行，引发市场对于通缩的担忧，但我们必须正视的是，这种通缩并非由于总需求下行而引发，如果不抓住时间窗口推动结构改革和要素价格改革，万一不久的将来油价又涨回来了怎么办?

　　最近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所部署的事项，正是顺应了这一逻辑：先是要求加快推进价格改革，继而推出“新融十条”，更有针对性地缓解融资成本高问题。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中，数量型工具的首选也是有针对性调节金融机构资产端的工具，而不再是直接降准打开水闸普遍灌溉。

　　以“新融十条”中市场最为关注的第六条，也即要求抓紧出台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为例，也是着力于打开中小企业股权融资的大门，以期改变融资主要依赖于债务工具，而且多数情况下是高成本债务工具的现状，来平衡资产负债表。事实上，过于依赖债务融资也是中国经济过去数年来的难点和痛点所在——一方面，风险大量沉淀在商业银行体系;另一方面，存量债务的化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利率市场化本身。

　　因此，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缓解“融资贵、融资难”，是经济政策预调微调的做法。虽然不排除未来全球通缩加剧令降息成为必要之举，但至少“新融十条”传递出的政策信号是，当前结构改革的顺序依然优先于总量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