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原判

　　一年多后，甘肃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这纸裁定，让林芳萍一家重拾希望。他们四处寻觅，找寻新的证据。

　　不懈努力之后，他们拿到了陈琴琴转入临洮看守所时的体检证明（据她透露，从通渭转入陇西时伤情更严重，头部和胳膊都是淤黑，但该记录控方始终不给）。随后，他们请求检察院介入调查。

　　不久，法院通知家人去看陈琴琴的“认罪”视频。林芳萍发现，这段30分钟的“认罪录像”，总时长记录为3个小时，且电脑属性显示为2010年，而非“认罪”的2009年。最重要的，是图像模糊、音质不清。

　　“作为一个能用的证据，起码要有头有尾。”林芳萍父女表达了对这份有罪供述唯一证据的意见。

　　然而，他们始料未及，再审一审开庭时，定西市中院对检方播放的这段讯问录像予以认定。审判长以“三段论”的设问，推导出结论。“这录像是你本人吧？” “这时候办案人员没打你吧？”“既然是你本人，这会儿又没打你，你承认有罪的供述当然不予排除。”

　　辩护人拿出临洮看守所体检记录，“陈琴琴右大臂有12x20cm、额部有7x5cm、后背部有2x2cm的红肿”，证明警方存在刑讯逼供。警方则出具了一纸陈琴琴“撞桌自残”的《情况说明》，法庭不但予以采信，还准许控方拒绝警员出庭质证的请求。

　　“我们费尽心思，找出这么多‘应予排除’的证据，他们一句‘不予采纳’就打发了。这让我产生了不祥的念头。”林芳萍说。

　　果然，2012年7月，陈琴琴再审一审，给出了“维持原判”的结果。

　　三年抗争，换来两次死缓。林芳萍坦言，在接到判决书的刹那，她产生了“以死相拼”的念头。但她很快理智下来：“只要法律还能有一条路让我走下去，我就不会采取极端的做法。”她一边日夜兼程打双份工挣钱上诉，一边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京城律师。

　　庭前会议

　　三年间，两任律师带出的最多口信，就是“求家人别放弃我”。到了再审二审辩护人、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娄秋琴这里，也不例外：“每次会见，陈琴琴除哭诉‘没干’外，就是比划哪里被打，再就是请家人帮她打官司”。

　　为避免高院再次发回重审，接手后的娄秋琴“规划”了让省高院直接开审的“路径”。她知道，只有让高院开庭查清事实，才有可能直接改判。她向高院递交了详尽的辩护词，阐明认定故意杀人的证据不足，并强调了开庭审理的理由。递交的时间是2012年11月23日，这一天，距新刑诉法实施尚有一月。

　　事后，娄秋琴告诉北青报记者，当时她“规划”了让省高院直接开审的“路径”。“我知道只有让高院开庭查清事实，才有可能直接改判”。

　　2013年3月31日，甘肃省高院召开了庭前会议。控辩审三方围绕陈琴琴的有罪供述是否应予排除，展开“角力”。

　　娄秋琴回忆，当时检方拿出了上次庭审播放的录像。她则提出该录像根本不具备证据资格。结合陈琴琴一直以来的供述，及转至临洮县看守所后做的健康检查，证明其有罪供述源于刑讯逼供，应予排除。

　　针对辩方这一说法，检方又拿出侦查机关的《办案说明》，证明该伤因自伤所致。娄秋琴提出，办案说明在时隔一年后做出，程序上违法，陈琴琴称根本没撞过桌边，额头和大臂伤都是侦查人员殴打所致。警方也没能解释其后背红肿如何造成。

　　娄秋琴认为，这次庭前会议的召开，让所谓有罪供述在合议庭成员心中的分量大打折扣。“如果没有新刑诉法关于庭前会议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后来的结果可能就不会这么顺利。” 娄秋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