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需要被平等对待

　　——全国政协委员王健和他的艾滋病感染者权益保障提案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为“行动起来，向‘零’迈进——共抗艾滋、共担责任、共享未来”。

　　让我们伸出手来关爱艾滋病感染者，反对歧视艾滋病感染者，从现在做起，有爱就有希望……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在我国，每年的这一天，无论是国家高层领导人，还是社会各界、公益组织，都会以实际行动去关爱艾滋病感染者，并呼吁给予他们和普通人一样的平等和尊重。然而，这一系列高规格的关注，既凸显出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重视，同时也揭示了艾滋病感染者所遭遇的困境。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长期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群体的全国政协委员王健和两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听他们说说关于艾滋病感染者权益保障的那些事儿。——编者

　　在王健递过来的名片上，除了“全国政协委员”，还有这样一些头衔：“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科技部中医治疗艾滋病课题组负责人”、“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艾滋病分会主任委员”、“卫生部疾控局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委员”，每一个头衔都和“艾滋病”这三个字联系在一起。

　　艾滋病防治不仅是王健的专业研究领域，也是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特别关注的热点问题。两届委员，近20件相关提案，无不体现着王健对于艾滋病感染者这个群体的关注。

　　为艾滋病感染者代言

　　“我想我是有着‘艾滋’情结的。所以当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就觉得一定要以委员的身份，为这个群体多做一些事情。”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艾滋病研究室（中心）工作20多年期间，王健不仅在非洲、云南、安徽、河南等地进行过艾滋病的防治，还先后在北京佑安医院、北京天坛医院、解放军302医院等传染病医院从事过艾滋病的治疗工作。因此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王健自觉有着一份天然的责任。

　　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前，王健主要专注于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研究。但自从成为委员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这个新身份可以更好地帮助艾滋病感染者这个群体反映一些诉求。于是，和社会上的一些“防艾”公益组织联系，并广泛听取他们的需要，就成了王健每年两会前的“必修”功课。

　　打开手机，登陆qq，王健给记者看了多个他加入的艾滋病感染者“群”。“要想了解他们，帮助他们，首先就要走进他们的圈里。”王健告诉记者，这几年，他和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白桦林全国联盟、爱之方舟、红丝带之家等国内大型的艾滋病感染者公益组织都有联系。不仅会参加他们的活动，还经常召集感染者座谈，倾听他们在“防艾”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碰到的困难。

　　“比如几年前，就有不少艾滋病感染者提到他们在就医，尤其是在手术时，存在被医院拒诊的情况。在了解到这个问题后，我就连续提了多年相关提案。”王健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全都是几年来他的提案和相关部门给予他的提案答复。从2009年的《关于解决艾滋病人“手术难”问题的提案》，到2010年的《有关艾滋病人“手术难”等相关问题的提案》，到2011年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艾滋病人“手术难”问题的提案》，再到2013年的《关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不能手术无门的提案》。仅仅是一个“手术难”的问题，王健就提了四年。“好在这个情况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现在艾滋病感染者已经可以在一些具备条件的传染病医院进行手术。虽然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毕竟比几年前没提提案时好了很多。”

　　让艾滋病感染者感受到政府的关心

　　在接受采访前，王健刚刚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两位从甘肃来的艾滋病感染者。“他们不想在家乡接受药物治疗，而是想在北京治疗，因为北京没人认识他们，可在当地就有可能被暴露隐私，成为人们眼中的异类。”王健告诉记者，艾滋病感染者外表看起来和正常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因为社会的歧视和旁人异样的眼光，他们往往内心非常敏感。“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医学的发展，通过按时服用药物来延长生命已经不是什么难题。所以，艾滋病感染者更需要的，是政府对他们的关心，是消除社会歧视，是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权益。”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7年来，王健先后提交了很多关于艾滋病感染者权益保障的提案。如：《关于解决流动人群中的艾滋病人“领药难”问题的提案》、《关于对艾滋病人从“属地管理”变为“就地管理”的有关提案》、《关于建立经医疗输血和使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保险机制的提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在校大学生安全性行为教育的提案》、《关于建立经医疗输血和使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社会补偿机制的提案》、《关于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考公务员就业权的提案》、《关于完善政府购买艾滋病防治社会组织（CBO)服务机制的提案》等。这些提案内容大都是他和各个艾滋病感染者公益组织沟通后收集整理来的。

　　“这些公益组织非常认真地帮我收集艾滋病感染者的需求，其中很多还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研。当他们把这些材料交到我手上时，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王健说，艾滋病除了是一种疾病，还是一个社会问题。而因为种种原因，艾滋病感染者一直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诉求往往成为一种很弱的声音不被听到。“我作为政协委员，有这样一个和政府部门沟通的渠道，如果连我都不帮他们反映，他们的诉求能被了解的机会就更少了。长此以往，这些诉求就有可能转化为对社会、对政府的怨气，也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和谐。”

　　王健告诉记者，关于艾滋病感染者权益保障的提案他几乎年年都提，其中有些答复的比较具体，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有些答复的比较笼统，措施也不明确。但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都代表着政府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所以每次我收到相关部门的答复后，都会及时向艾滋病感染者公益组织通报和反馈答复的情况。而不管答复的情况如何，艾滋病感染者也都会告诉我，他们感受到了政府的关心，感觉到了安慰。”

　　消除歧视，是全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多年来，通过和艾滋病感染者的接触，王健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在现阶段，歧视，已经成为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最大障碍之一。“对于数十万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来说，歧视可能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王健说，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一直不断提交和艾滋病感染者权益保障有关的提案的原因。

　　在王健看来，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产生歧视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对艾滋病的无知，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其实，艾滋病与职业、文化程度都没有关系，它就是一种病。而且艾滋病可防可控，并不一定会立即死亡。”王健说，要想从这方面消除艾滋歧视，就需要卫生部门加大对公众的艾滋病知识普及力度，需要公益组织的广泛参与。

　　而除此之外，更严重的歧视则来自于社会对艾滋病人妖魔化、污名化，甚至罪化后所带来的道德谴责。“这些观念和道德上的歧视直接导致了艾滋病感染者权益的受损，甚至一些法律、法规的制定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的相关条款存在矛盾和冲突，给予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很多不合理的限制。”在王健看来，有时候，艾滋病更像一面镜子，它映射出我们社会文化中的不合理现状。消除歧视，科学应对，才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感染者需要的是来自医生的更好的治疗、来自法律的无歧视环境、来自政府的更好的关怀政策，来自社会的平等对待。他们并不需要特殊的待遇；只有在这种平等的环境和氛围下，他们才能像正常人一样地工作和生活。”王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