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名片：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

　　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住户众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间半低矮的苏联式房屋。邻院是苏联侨民的教堂，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从小听惯了教堂的钟声。

　　我的父母都是文盲，但是与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相对，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她从小就告诉我们，将来要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

　　母亲从外祖父那里知道许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听过一些旧戏，乐于将书中或戏中的人物和故事讲给我们。母亲年轻时记忆强，什么戏剧什么故事，只要听过一遍，就能详细记住。母亲善于讲故事，讲时带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我从五六岁起，就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包公传》、《济公传》、《杨家将》、《岳家将》、《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亲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欢悲剧。母亲尤其愿意、尤其善于讲悲剧的故事：《秦香莲》、《风波亭》、《赵氏孤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母亲边讲边落泪，我们边听边落泪。我如今在创作中追求悲剧情节，悲剧色彩，不能自已地在字里行间流溢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时候听母亲带着她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讲了许多悲剧故事的结果。

　　待我们长大一点，不满足于母亲讲故事，渴望自己看书时，为了给我们买书，母亲从未犹豫过。没有钱，她就向邻居借。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母亲就是凭着自己作为母亲的本能认为，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

　　我记得一次我想买《红旗谱》，为了要钱，就去母亲做活的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那个街道小工厂里的情形像中世纪的作坊。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空间毡绒弥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夏日里从早到晚，一天戴八个乃至十个小时的口罩，可想而知是种什么罪。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使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彼此说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得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竟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门口，用目光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在这些女人中，哪一个是我的母亲。后来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出了母亲的名字。老头用手一指。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800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低垂向缝纫机，正在做活。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止做活，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

　　“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元，你妈这两天的活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呀？你也太顺他意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的么！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吃好，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活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踩缝纫机。

　　当我竟然也成了写书人的今天，每每想起儿时的这些往事以及这份特殊的母爱，不免一阵阵心酸。我在心底一次次呼喊：我爱您，母亲！

　　（本文摘编自作者《母亲》散文，标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