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

遏制执法部门乱收费乱罚款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部门执法随意性大,随意处罚,通过乱收费、乱罚款来以罚代管等乱象普遍。类似现象在工商、税务、质监、环保等执法部门都不同程度存在。

“放水养鱼,钓鱼执法”现象愈演愈烈。一些执法人员把违法经营活动当成了“摇钱树”,将权力变成了谋利工具,只要定期送上红包,就对违法违规行为不闻不问乃至提供庇护,依法行政的红线逐渐模糊。一些地方政府为减轻财政压力,仍然采用“罚没返还”的做法来鼓励执法部门增收;一些执法部门还“转嫁履职费用”,将自身应承担的费用转嫁给当事人;一些执法部门将“罚没返还”收入作为工作经费的重要来源,用权力创收的状况日益严重。执法权的滥用,严重损害了执法队伍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危害了社会正义,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行政处罚过程监管困难,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工作经费不能有效保障,是执法部门乱收费、乱罚款的根本原因。政府既应保障执法部门依法行政的必需资金,又要严格监督,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进行问责。只有执法人员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将严格规范执法作为自身约束,才能不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为此建议:严格规范执法程序,全面推进行政执法公开化、透明化。严格量化、细化自由裁量权,减少行政处罚的不确定性。严格禁止“罚没返还”,加强监察审计,强化执法部门依法办事理念,堵住执法创收口子。严格实施收支两条线,根据实际情况,保障执法部门的工作经费,同时加强监督和审计。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督察、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的合力,提高监督力度和水平,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从严从重处罚,给“高压线”真正通上“高压电”。

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杨健:

互联网时代应强化问责制度

随着社会信息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程度也会越来越高,政府必须加快职能转变。而转变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离不开健全的问责制度。对此,提几点建议:

一、 在政府权力清单下开展全面问责,促进利益有效切割。目前,越来越多政府部门已经公布权力清单,政府权力边界将进一步明晰。在此基础上,要推进全面问责,不仅针对直接责任人和责任部门,同时要涵盖负领导责任的相关部门。以公共危机事件为例,除涉案者外,还涉及三个部门:一是上级行政机关,二是宣传部门,三是纪检监察机关。公共危机事件中,如果存在履职不到位、不作为、乱作为,或出现隐瞒信息、虚假调查的行为,给政府公信力带来较大冲击,就应对这些部门进行问责。全面问责可以做到利益切割,预防政府公信力被个别官员和少数部门绑架。

二、 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根除“唯上型”政绩观。目前,公共监督与体制内监督的博弈在无形中消耗着政府的公信力。而要实现公共监督与体制内监督的兼容,就必须把公共监督的相关主体,即公众、媒体、专家学者纳入问责主体,给予问责权利。建议从法律层面规范和保证新闻媒体问责的权限范围,完善监督问责程序。同时,拓宽公众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引导公众参与热情。

三、 重视问责的长期效应,提升政府纠错能力。公共危机事件和重大安全事故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事件和事故处理过于简单。建议问责制度应该注重“揪出一个问题、反思一个领域、拿出一套措施、重建一种秩序”的长期效应,政府在问责某一事件的同时,及时从法治层面和制度层面入手,在被问责领域建立起相应干预系统,从源头上杜绝问题再次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副主任王娴:

证监会将注册制改革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工作重点

按照证券法,我国对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实行核准制,达到公开发行条件的公司可以经保荐机构保荐,向证监会提出公开发行并上市申请。核准制是在我国市场不成熟、机制不完善情况下推行的,通过相对严格的市场准入,保证上市公司质量和市场秩序。随着改革的深化发展,核准制度在实际执行中的缺陷和不足也逐步显现:一、证监会审核把关,客观上形成了政府对新股发行人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的“背书”,降低了市场主体对投资价值的判断和风险的识别,也弱化了对保荐机构、会计师和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责任。二、证监会对新股发行“管价格、调节奏、控规模”,短期虽可起到稳定股市和投资者心理的作用,但不利于市场自身机制的发挥。三、行政干预过多且主管色彩浓,市场主体难以做出稳定、明确的预期,造成了市场主体与监管部门的博弈。四、相对刚性的发行上市条件不能适应形态各异的企业,一部分创新型企业达不到条件,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受到影响。

总结核准制实施情况,证监会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工作重点,放在目前推行的注册制改革上。注册制的作用在于:一、可以调整和简化发行环节的行政程序,建立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体制,投资者根据信息披露做出投资决策并承担后果。二、发行人充分准确完整披露信息,降低投资者对政府的依赖。三、切实发挥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对发行价格、节奏、规模的调控。四、促进市场主体归位尽责,形成中介机构、投资者、媒体对发行的监督与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