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撂下狠话，直指一些地方书法家协会“官气太重”，“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中纪委网站紧跟着评论，警告说，领导干部这样做，是“到艺术家的盘子里抢肉吃”。

其实，公众对此敢怒不敢言久矣！用不着登大雅之堂去一窥堂奥，单单走过路过，稍一定睛，瞧一瞧什么公路命名、市场悬匾、企业书名、商家开业之类，就会发现，各地“用权力之手”写就的所谓书法作品比比皆是，哪怕那字写的笔力疲弱、散了架子、七零八落，甚至形同小儿涂鸦，照样敢大摇大摆，款识齐全地招摇过市。确实该问上一问了，“这背后有怎样的利益动机？又有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明眼人都知道，丑丑的笔迹后面，有丰厚的利益回报。这样的润笔，一字千金，那还是少的。

回溯一下，书法与官吏的渊源倒是由来已久，可以上溯到盛唐之际。当时遴选官员的四个标准，“身、言、书、判”，书即“楷书遒美”，是能否入仕的先决条件，包括科举考试，书写是否用“散卓笔”，是否堂皇优美，也能一票否决。

曾经在苏州看过一件《明朝赵秉忠殿试状元卷》的复制品，有万历皇帝朱笔御批的“第一甲第一名”，正文恭笔小楷，2460字无一涂改，如同印刷品。有意思的是，这篇状元卷，痛陈反腐，力透纸背，呼唤“激浊扬清”，建议用“实政”和“实心”依法治国，以德才选人用人，呼吁严惩侵吞国家资财的贪官污吏。

“书而优则仕”，确乎是千百年来中国式公务员的考试标准乃至形成官场特色，要是写不出一笔好字，那是不好意思也没有渠道出来做官的，所以有“书法绑科举”、“书法绑仕途”之说。

时异事殊。时下的特色却成了“仕而优则书”，官当大了，就不好意思不说自己雅爱书法，也不好意思在视察各地时不留下一二墨宝以供人瞻仰了。官与书的一拍即合，除了历史渊源的歪解，也因为书法作为一种尽人皆知的“雅趣”，不但操作简便，还能极大满足某些人的表演欲望，因此很快在官场一纸风行，竟到了官有多大胆，书有多“高产”的地步。所谓“高产”，不但指官员书法数量众多，更指其背后的利益输送惊人。比如一些被晒到公众视野的书法家协会，入会标准就颇可疑：书法的艺术价值怯生生退避三舍，而官员的胆量与魄力，以及级别的高低，倒成了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有官员和捧哏者还美其名曰，按影响力选人。有了这样的所谓“影响力”，就有人敢用一手烂字企图流芳千古；也有人敢收雅贿，名家字画尽入私人彀中；更有人敢以自己的儿童体书法，换企业十万百万的润格。

这让人想起2009年10月“两高”确定的一项反腐新罪：利用影响力受贿。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司法机关可使用这一罪名定罪处罚。类似王立军这样，用自己的官场“影响力”开道，四处以“墨宝”推广这种“影响力”，并且深陷于变质的影响力难以自拔的官员，按下葫芦起来瓢，近年来堪称前仆后继，前腐后继。

中纪委的叫板，贪官难免胆寒。但是，如此众多的官员栽进了“书法秀场”的深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他们在书场滥用影响力之时，为什么常常畅通无阻？艺术标准为何如此容易在权力面前失灵？

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哀哉书法，好端端的一门高雅艺术，竟成了权力、学术、金钱、角逐的腐败秀场。该让它从这变质的官场影响力中解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