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学家。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当时有个口号，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有个非常古老的梦，这个梦叫“大同世界”（《礼记·礼运》）。谁都希望朗朗乾坤，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但《圣经·旧约》上不是有个故事吗，上帝害怕人类齐心合力造巴别塔（Tower of Babel），上出重霄，扰乱了天上的安宁，故意制造了语言差异，让大家说不到一块儿。我们这个世界被两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六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佛教）分裂，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哪怕夫妻，两人就是睡在同一张床上，都没法做同一个梦，中国话叫“同床异梦”，无可奈何呀。

　　汉学（Sinology），本义是中国学。中国只有一个，但研究中国者，看法未必相同。不一样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想了解对方，了解彼此的差异到底在哪里。我相信，自外观之有自外观之的好处，自内观之有自内观之的好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长补短，才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当然我理解的交流是平等的交流。

　　今年是法国汉学200周年纪念。这200年怎么算？现在是从1814年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开始。如果加上传教士汉学的历史，有人说，何止200年，恐怕得300年。当然，法国汉学的黄金时代还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沙畹（émman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和沙畹弟子的时代。沙畹是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第四位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2–1945）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都出自他的门下。

　　中国有个词叫“泰斗”。什么叫“泰斗”？“泰”是泰山，“斗”是北斗。泰山是五岳之尊，北斗是众星所拱。前两年，我上泰山，在山顶过夜，等待看日出。夜里，抬头一看，繁星密布，北斗横陈。我看见的北斗是泰山上的北斗，真正的“泰斗”。

　　当时，我想起一个名字，这就是沙畹。法国汉学，沙畹是真正的“泰斗”。他读中国古书，迷上的是《史记·封禅书》；壮游中国，迷上的是泰山。他是把泰山当中国早期宗教的象征。泰山博物馆的馆长跟我说，法国给泰山博物馆送去一套老照片，希望他们按照片上的景点拍一套新照片作为回报。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沙畹写过很多东西，其中最吸引我的一篇，是他留下的最后一部着作，《投龙》。投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教仪式。在他之后，中国出土了很多新资料，泰山出过唐宋两代的封禅玉版，嵩山、衡山、武当山，还有太湖、西湖、济渎祠，很多地方都出土过投龙简。特别是华山脚下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秦骃玉版。这一发现一下子把这类活动与它的先秦背景连在了一起。秦骃玉版是秦惠文王占领华山后祭祀华山的遗物，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铭文将近300字，样子跟投龙简很像，功能也很接近。出土地点，我调查过，就在华山脚下的那个停车场。这个地点是战国秦汉太华山祠的故址。1999、2000和2010年，我在三篇文章中特意提到他的着作，感谢他对我的启发。

　　法国人曾经做过中国梦。十八世纪是大帝梦。十九世纪，拿破仑之后，这个梦好像没人做了。二十世纪的梦是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梦是什么？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说，欧洲宗教没意思，中国宗教好玩。我的法国朋友，远东学院北京站的朋友，他们迷上的主要是中国的传统宗教，我没说错吧？

　　现在，法国汉学已经衰落，无可奈何。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说，美国学生已经不读沙畹及其弟子的书，令人痛心。中国人呢，懂法语的人本来就少，懂法语又通汉学的人更少。我学过五年俄语，忘了，又学英语，也没学好，法语一点不懂。

　　不过，我很幸运，我的法国朋友，他们不但喜欢中文，而且喜欢住在中国，特别是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一住好多年，真心跟中国人交朋友，既不拿糖端谱，也不吃拍受捧，用我们的政治语言讲，就是“长期蹲点，跟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他们非常看重与中国学者作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愿意在我们这里用中文出书，包括《法国汉学》，这多好呀！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也看懂了。

　　法国远东学院在远东设站，这是殖民时代的遗产。殖民时代已成历史，但入乡随俗、脚踏实地是人类学的基本精神，这个精神还是很重要。

　　我看，在文化交流方面，法国远东学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现在时移世易，有人说，不用英语发表，就是自绝于国际学术。施舟人教授不服气。1998年，我请施舟人教授在北大讲过一堂课，他说汉学的工作语言应该是汉语。这话我爱听，但汉学家未必同意。很多汉学家宁愿用英文发表，也绝不愿用中文发表。他们觉得，英语才是真正的国际语言。英语对他们还是更亲近也更方便，汉语太麻烦。

　　法国远东学院大概是个例外。他们每次活动都请中国学者和法国学者直接对话。活动地点在中国，规模不大，但主题集中，每年有个重点。讨论就是认真讨论，没有虚头八脑的仪式，工作效率很高。对话者，中国学者不懂法语，法国学者不懂汉语，没关系。这并不妨碍双方在学术层面上进行交流。他们请了很好的翻译。除了口头交流，每年还结集出版，用中文发表。沟通中国与世界，法国汉学曾经起过很大作用，我希望，今后也能如此。

　　我喜欢这样的活动，给过报告，做过评论，为《法国汉学》第14辑写过代序。我认为，《法国汉学》是个创举。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刊物的编委会。在这个编委会里，中法学者坐一块儿，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大家很轻松，大家很愉快。

　　这种气氛很难得，怎么说呢？四个字，古风犹存。好就好在古风犹存。法国汉学200年，我更喜欢这种老派的汉学。

　　美国的中国研究，跟法国不一样，它有三大特点，一是美国中心，二是非常国际化，三是厚今薄古、学以致用。归齐了，就是一句话，气魄很大。

　　这种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展起来。战后的美国，钱大气粗腰杆壮。传统汉学不得不让位于一门新的以美国为中心，延揽天下英才，通吃天下、包打天下的学问。其服务对象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好像他们的“全球鹰”（Global Hawk），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居高临下，从天上看这个世界，从网络看这个世界，所有事情，一览无遗，全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有一次，我和夏德安教授在华盛顿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个语言学家，据说给《星球大战》配过“宇宙语”。这位先生说，我们的语言学家本来都是研究印第安方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政府导向，全部转向东亚，改行研究日语、韩语和汉语。我们中国也有类似情况，1949年后全学俄语，1959年后发展西班牙语，1980年以来是如火如荼的英语热。

　　现在，我的美国同行，人们仍然称他们为汉学家，但大学里却没有汉学系。美国人，真是气魄大呀。中国太小，已经不够一盘菜，只能跟日本、韩国搁一块儿，才够一盘菜。他们只有东亚系或亚洲系。中国这几颗松花蛋是搁在东亚这个盘子上。

　　汉学家人少，“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跟Chinese studies的队伍根本没法比。美国研究中国，重点是海禁初开以来的中国，特别是近现代千变万化的中国。研究early China，在很多人看来，最没理论，最保守，也最没用。美国的时髦理论，很多都从贵国进口，不是来自老气横秋的法国汉学，而是来自非常时髦的“后现代”。法国时髦是时髦在这里。

　　中国太小了吗？好像也不对。美国汉学家说，中国块头太大，简直是个“混沌”。他们开过一个会，用公孙龙先生的方法（“白马非马”论），把中国大卸八块，号称“解构永恒中国”。他们有个定义，“只有说汉语的才是中国人”。他们手拿一把快刀，顺手一切，四大边疆没了，再切几下，中国史也没了。结果怎么样？中国史只剩下汉族史，汉族史只剩下朝代史，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