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想象和现实中的博弈

　　仿佛到了百米冲刺的最后阶段，自3月12日英国向中方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赶在3月31日创始成员国资格确认截止日期到来前，加入申请行列。短短一周内，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卢森堡宣布，有意愿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韩国和澳大利亚也一改此前的谨慎态度，转而积极讨论加入事宜。

　　2014年10月才由中国牵头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以黑马姿态闯进国际金融体系中，立刻引发了许多仍在发展的戏剧性情节：美国将亚投行定性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意图阻止其传统盟友加入，而从G7集团到亚太地区，美国的多数盟友罕见地违背了美国的意愿，之前持冷漠态度的日本，立场也开始松动。围绕初始资本不过500亿美元、一期注册资本只有50亿美元的亚投行，中国与其他创始成员国，美国及其传统盟友，亚投行内部，亚投行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之间，多层公开和潜在博弈线索时隐时现。这些博弈，并不全然真实。哪些博弈在想象中，哪些不可避免，博弈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又将怎样转化，正塑造着亚投行的现在和未来。要解开其中的复杂绳结，必须先解开关于亚投行的四个疑问。

　　1问

　　亚投行的本质是什么

　　亚投行不仅是一个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更是中国“共同体外交”的新载体。

　　众所周知，亚投行是全新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但这不是其全部定位。亚投行是各国政府出资，因此更能体现各成员国政府与中国的合作态度及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所持的立场。同时，由于亚投行出资份额按国家经济规模划分比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然拥有了50%以上的股权。中国因此在目前的筹备扩容阶段具有更多的主导权。

　　亚投行的中国主导色彩和某种政治性，与同样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银行形成了区别。丝路基金的资金来源是国家和民间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是中国外储的传统投资对象，购买“一带一路”项目的股权和债权，与购买美债没有根本差异；金砖国家银行以金砖五国为平等出资人，同时具有特定的金融服务范围，不存在谁主导的问题。这种差异，导致美国对亚投行更加敏感。

　　但是，这种敏感如果不是出于政治短视，就是出于对亚投行缺乏深入理解。就本质而言，亚投行不仅是一个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更是中国“共同体外交”的新载体。所谓“共同体外交”，是有别于中国传统外交主线的新外交战略。中国外交的主线是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共建多边外交，强调维护存量共同利益，寻求增量共同利益。而“共同体外交”则具有更广泛的覆盖面，更清晰的增量利益前景和更具体的操作路线。其代表就是“一带一路”战略。“共同体外交”的实质，不是单纯寻求中国利益，而是将中国利益与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不是通过削弱其他共同体的利益以实现本共同体利益的增值，而是希望通过本共同体利益的达成实现普遍的利益增值。因此，区域开放主义、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体外交”的逻辑基础。这一点，在《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中完全得以映射。

　　在一定程度上，亚投行也是中国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的载体。通过亚投行等具体平台，可以明确宣示中国的发展不以损害他国为前提，消除战略互疑，使区域内各国连接成为“命运共同体”。实际上，这样的战略布局，对于需要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两国来说，同样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美国应该认识到，对于亚投行持有偏见，表面上是在维持自身利益，但其实并非如此。

　　2问

　　美国为什么要博弈

　　美国针对亚投行进行的博弈，是基于想象的博弈，但这不代表亚投行不存在潜在的博弈。

　　美国之所以对加入亚投行持保守态度，并力图阻止其他国家加入，是出于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因循守旧。国际金融秩序的架构，主要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成。二战结束后，凭借占据全球60%以上的黄金储备的实力，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汇率双挂钩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维护者。在美国黄金储备已无力支撑日益泛滥的美元，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又主导建立了牙买加体系，保证了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尽管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肇因之一，防范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明显不足，牙买加体系也被讥讽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但美国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仍然行之有效。基于这个原因，美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改革IMF投票结构等呼声态度迟疑，将原属欧洲发达国家的投票权转让给新兴经济体，却迟迟不予通过，既失信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让欧洲发达国家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开始心存疑虑。与此同时，在亚洲，美国极力强调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重要性，以此防范新的国际金融力量取而代之。

　　美国的防范之心，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实操阶段趋于炽烈。在今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就警告：如果美国不能主导国际秩序，中国就将取而代之。亚投行因此成了美国的主要靶子，但美国的这种做法，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中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布雷顿森林体系，源于战后财富向美国的快速集中，以及美国当时拥有的特殊国家地位。这两个历史条件，中国都不具备。此外，亚投行的金融属性，也与世界银行不尽相同，更具有定向性。亚投行不是世界银行的觊觎者，而是其职能的补充者。可以说，美国针对亚投行进行的博弈，是基于想象的博弈。但是，这并不代表亚投行不存在潜在的博弈。

　　3问

　　能否减少博弈风险

　　亚投行要顺利运营，必须对两种潜在的博弈风险保持足够的警觉。

　　对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不少媒体加诸了许多形容词，比如“中国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金融秩序的争夺者”等等。这些形容，既不符合亚投行的定位，也不切合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

　　首先，中国并不刻意寻求对亚投行的主导权。虽然中国目前占有50%以上的股权，但随着G7组织中英、德、法、意4国和金融业发达、人均收入高的瑞士、卢森堡等国今后的加入，股权将被稀释。这些国家拥有比其他创始成员国大得多的经济规模，因此将占据相当比重的股权和投票权。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加入持欢迎态度，表明中国并不打算让亚投行变成“中投行”。

　　其次，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看，也不到建立“中国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亚投行如果不是继续以美元计价结算，就是设定包括美元在内的特别提款权计价结算。亚投行不可能置于现有国际金融规则之外运行。相反，还会比照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行方式，设立透明化、企业化运行的标准。

　　第三，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缴纳的资金比重越来越大，并以此获得了更多的投票权。在被视为亚投行对手的亚开行，中国也有6.46%的出资份额和5.47%的投票权。常识就告诉我们，中国不可能以伤害在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中自身利益的方式，为亚投行谋取发展空间。

　　如果不对这些情况了解清楚，那么对于亚投行未来的发展就可能染上狂热症，并使亚投行初期运行必经的磨合，转为不必要的真实博弈。博弈可能来自内部：金融文化、政治语言相近的成员国联合起来争夺主导权；也可能出于对外：错失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机会，争夺规则制定权。亚投行要顺利运营，必须对这两种潜在的博弈风险保持足够的警觉。

　　4问

　　如何建立比较优势

　　亚投行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利益前景和商业模型，避免因为模糊化增加成长成本。

　　亚投行作为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成立后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比较优势。这就要求，一方面，亚投行不应以凸现政治光谱为其主导思想，而应确立以商业利益为重的主导思想。这是因为，从各国加入的动机看，寻求资金支持和盈利机会本就是最主要的诉求。根据此前的测算，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有8万亿美元的资金需求，仅印度就有1万亿美元资金缺口。而亚开行每年只能提供100亿美元的资金，因此亚投行有巨大的商业机会。此外，随着美元走强，亚洲国家拆借美元资金越来越高，处于贬值的人民币、欧元等资金可以借亚洲基建获得盈利空间。如果凸现政治光谱，亚投行内部成员政治制度、文化、金融等诸方面的差异就会凸现出来，削弱其凝聚力和运营效率。

　　当然，从英、德、法、意等国不顾美国施加的压力，积极申请加入亚投行来看，也表达了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某种不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低效率、美国货币政策给相关国家造成了政策困境和汇率风险，各国久有烦言。但是，真要让亚投行达到平衡国际金融秩序权重，推动多元化权力架构的目标，亚投行必须先做到商业上的成功。只有各成员国能够享受到商业利益，才能保持亚投行的活力，并在条件成熟之后，尝试构建更加透明化、国际化的金融运行规则。

　　另一方面，亚投行还需要强化开放性。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德、法、意等国表达了愿意成为创始成员国的意向，但还没有正式进入程序，还有一些国家暂缓了有关加入亚投行的讨论。到目前为止，亚投行能够确定的成员总数，仍不到亚开行的一半。一定程度上，围绕亚投行的博弈之所以还在继续，是因为有人质疑亚投行的开放性和透明性。亚投行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利益前景和商业模型，避免因为模糊化增加成长成本。而能够让亚投行前景更加明晰的，是打造出开放、透明、革新、合作的气质。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开展“共同体外交”应该秉持的原则。

　　本版撰文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