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模式”后遗症

　　在担任4年昆明市委书记之后，仇和又担任了3年多时间的云南省委副书记，之后折戟。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杨维骏说，在云南官场，仇和并不受欢迎，而其升任云南省委后，也无实权，形同“架空”。昆明人对仇和的印象，还多停留在其任市委书记时的一些作为。

　　而仇和推进的最引争议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在其任职省委副书记之后，即已明显慢了下来，现在留给昆明市的则是一个“烂摊子”。根据北京大学朱晓阳教授的观察，在已经启动改造的城中村项目中，“盖了回迁房的，不到30个，”有一部分城中村的改造虽然已经启动，但像宏仁村一样，并没能成功拆除，还有一部分，“根本就没有启动。”

　　在朱晓阳看来，仇和的城中村改造“肯定是失败了”，“他野心太大，像北京市那么大财力，才敢搞50个城中村，即使是50个，北京都没有搞完，因为知道负担太重，广州、深圳拆了十多年，大多数都还没有拆。仇和到昆明就敢这么干，真是不负责任！”仇和的城中村改造给后届政府留下了极大包袱，朱晓阳注意到，“去年新上任的市委书记说过，要赶紧把回迁房盖起来。”

　　在媒体人士苏先生看来，“城中村不能不改造，但仇和好大喜功，步子迈得太大。”他注意到，2014年昆明市新楼盘库存量要30多个月才能消化掉，“新房库存大，一方面是由于呈贡等周边的成交土地供应加大，另一方面就是城中村改造的摊子铺得太大。”而昆明市的城中村改造，有很大一部分并非纯粹的盖住宅，而是住宅和商业并行配套，由此导致被官方称为“商业综合体”的商业广场大量增加。“2009年昆明市的商业综合体只有8个，2014年，省住建厅规划全省建150个商业综合体，其中昆明在建或已建成的有40多个，商业容量超过1000万平方米，这导致新开盘的一些商业广场招商非常困难。”

　　昆明市规模宏大的城中村改造还影响到自然环境的改变。苏先生注意到，“这几年春天，昆明市空气里的灰尘特别多，经常出现雾霾现象，一个原因就是建筑工地的扬尘。”

　　仇和主政昆明时期强力推行的城中村改造与城市化对于滇池东岸的改变更令北京大学的朱晓阳教授忧心，“包括宏仁村在内的滇池东岸，一直都是昆明市的菜地和湿地，在仇和来昆明之后，通过‘新螺蛳湾’这个项目的开发，一下子就失控了，把滇池周边进行微循环的湿地都毁掉了，而且这种破坏不可逆转。”

　　而现在进入宏仁村，“幸免于难”的这个村庄呈现在面前的，就像是经过了一番轰炸一样，很多建筑物被拆得支离破碎，门窗以及一些墙壁全被敲破，在当年抵制强拆过程中张贴的一些揭露仇和以及商人刘卫高的文章仍处处可见残迹。

　　“老村保住了，接下来该如何建设与利用好它，我们正在做规划。”3月18日，莫正才老人告诉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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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和曾有意改道京杭大运河

　　宿迁一市民说，“仇和当年还有意把京杭大运河改道，变成一条像莱茵河那样的城中河，让宿迁更有灵气，不过后来他走了，这个事就搁浅了。把大运河改道，这想法也实在是太大胆了，呵呵。”

　　仇和在宿迁最富争议的举措，是卖掉了公立医院、学校、幼儿园。据媒体报道，他曾说过一句话让全国哗然：“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2001年起，宿迁全市开始强力推行改革，公立医院、卫生所、学校、幼儿园等纷纷变成民营。这就意味着，这些机构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不能再吃“财政饭”了。

　　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沭阳县中医院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2003年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综合环球人物杂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