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接受

　　没有辩护空间的案子

　　在采访中，高子程不止一次提到“表演”一词。在他看来，一个不能或不想在法庭上发挥真正追求无罪从轻、减轻作用的辩护人，其辩护行为无异于拿法庭当舞台进行表演。也正基于此，高子程对于什么样的案子接、什么不接，有着严格的把控标准。即便他的委托人曾经位高权重、财力雄厚，他也不想坏了自己的规矩，背离自己的良知。

　　新闻晨报：落马高官的委托，你有些接，有些不接，根据什么做选择？

　　高子程：我很在乎案情是否存在和辩护的作用发挥空间。辩护人根据案情分析判断，结合辩护人自己调查取证，以现有法律为标尺，竭尽全力、兑现辩护人的职责和良知，提出无罪、重罪改轻罪、量刑情节体现较轻、从轻、减轻的一切理由和证据材料，并力争取得审判认定的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有可辩护的空间。明知道发挥不了作用，还去接受这样的委托，那无异于去法庭上表演，无异于二次伤害被告家属的经济状况。这绝不是我能做的。

　　新闻晨报：你怎么判断一个案子辩护空间的大小？

　　高子程：这有一个过程，一般是分三步。首先，家属来找我的，一见面就会介绍一些情况。然后，我会结合一些已有的或调取的或公开资料做一些判断。第三，跟家属见面后我会要求一个考虑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再去了解一些案情。会见被告也是了解的渠道。综合以上信息，我去判断通过合法的尽力的辩护，能不能起到作用。有就接，没有我就明确告知，拒绝委托。

　　新闻晨报：以刘志军案为例，你最早是接受了委托的，后来又退出。传闻是因为你觉得没法保他不死，是这样的吗？

　　高子程：首先我要澄清一点，刘志军从未对我说过要我保他不死，这是媒体的谣传。刘志军案最早是他的家人委托的，协议签了，钱也收了。我之所以退出，有两个原因。一是接受了案件，半年的时间我没法会见。第二，我听信谣传刘志军受贿金额达到30多亿，我信以为真，就觉得没有什么空间了。如果真是30多个亿，那就死定了。辩护毫无意义，尽管我认为刘志军是工作狂，对高铁贡献大，但我不想事后留下这样的名声——“高子程的辩护毫无意义，不起作用”。我不应该在明知道辩护没有意义的情况下，还去做无谓的辩护，这就等于去表演了。

　　当然，近一年后公诉时，指控的金额只有6000多万，那按照当时的量刑标准和判例惯例，受贿2亿以下没判死刑，所以即使指派小律师出庭法援，刘志军也是绝对不会被判处死刑的，所以刘志军不请律师，相信组织，只求快判去监狱服刑治病。况且，刘志军虽然涉罪，但其对高铁事业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依法不可能判处死刑的原因之一。即便没有辩护律师，也是这个结果。

　　新闻晨报：如你所说，像刘志军案，还有一些其他案子，有些落马官员上庭只求认罪，因此拒绝请律师，法庭就会为他请法律援助。那你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法律援助工作？

　　高子程：前面说过，我出庭都是因家属或本人委托。我从没有做类似落马高官只求认罪，因拒绝请律师被法援机构指派出庭进行法律援助的案子。也可能我只求被告人合法权益不能被侵害而无视有关人员的旨意。

　　新闻晨报：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方面的法律援助都是走过场？

　　高子程：法律援助是必须的，只要尽责，就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救济补充。法援律师很辛苦，报酬微薄，主要出于公益心，在被告人认罪不请律师或无钱请律师时，国家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不需本人付费的律师为其辩护，这是法治文化和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

　　新闻晨报：总结一下，在你代理过的落马高官辩护中，哪些案子的结果是令你满意的？

　　高子程：最满意的肯定是无罪释放的。比如前面讲到的王永安的案子。

　　有些案子的结果，只能说是比较满意的，还不尽如人意。比如陈同海的案子，陈良宇的案子，等等。陈同海同期的判例，很多1个亿的都死刑了，他近两个亿没判死。我的辩护意见是至少要撤销1亿4千万余元的指控，只认定5000万的证据存疑的涉案金额。最后判还是判了2亿，但量刑只给了死缓。陈良宇的案子，三个罪改成两个罪，撤销一个罪，也算比较满意，但不尽人意。郑光迪案撤销200万指控只认定存疑的5万，也算进一步。其它等等类似。

　　为贪官辩护

　　不是做他们的帮凶

　　高子程说，辩护是国家通过立法设定的制度，其中当然包括落马高官享有同等的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这是法治社会的标志之一。“作为落马高官的辩护律师，我不是他们的帮凶，也不是在为他犯罪行为进行辩护。而是维护他的合法权益辩护，避免错判，避免轻罪重判”。在高子程看来，如果没有辩护律师，作为司法审判的天平一端必将失重，天平不平，司法难以公正。

　　新闻晨报：你代理的过程中有受过威胁么？替贪官辩护，会不会让你背上骂名？

　　高子程：有受过威胁。代理天津的一个案子，就有人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的方式威胁我，说“我要让你死得比李庄还惨”。也有好心人劝我，出于我的人身安全考虑，让我别去接一些案子。极少数情况下，也会有人站出来说不希望我去接某某的官司。

　　但我从来不认为，此类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有什么不同或风险偏高。恪尽职责、兑现良知、不负委托、不应付或表演、竭尽全力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辩护人的天职也是律师法对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

　　至于骂名，也有。比较常见的说法，就是“你是替贪官辩护的，没人会相信你”之类。我从不上网，对于舆论，我本身并不关心，但是我也承认舆论有时会让案情变得复杂，甚至会对法官能否依法做出判决产生影响。

　　新闻晨报：代理这一类的案件，在调查取证方面，律师会不会遇到一些特殊的阻力？

　　高子程：看情况的，以往的确有，会见难、取证难。但是现在情况好多了。即便以往，也视案件不同，情况也不同。比如陈同海的案件，他的原单位就非常配合我的调查取证工作，需要什么材料马上给你复印，需要见证人哪怕人在国外也及时给你调回来。但是陈良宇的案子，我的调查取证就很困难。比如说，我去有关部门调取房屋卖方合同，就没调来，只能想办法从另外的渠道取证。因为他的身份特殊，一些有关单位就不敢给他的辩护律师提供帮助。

　　在我看来，这些所谓阻力主要取决于下面人的心态。怕事的心态还是比较普遍的，都不愿意惹事。

　　新闻晨报：这两年与过往相比，高官落马的新闻接连不断，是不是专程来找你的人也比以前多了？

　　高子程：是多了。与十八大之前相比，来找我的人比之前多了一倍。我只接了其中三分之一的案子，因为我必须考虑我能在法律层面、证据层面发挥多大的作用。

　　新闻晨报：现在老百姓好像也见惯了“打老虎”的场面，这种环境的变化，对于辩护律师的工作有影响吗？

　　高子程：其实“打老虎”原本就不神秘，高官因为贪腐落马，这本身就是正常的事情，该抓的抓，该捕的捕。我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制度层面构架避免腐败机制的希望也越来越高。

　　当然，这类案件愈发的公开透明，并引起社会的关注，会推动法治理念的传播，这是社会的进步。对于我们律师职业而言，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