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只有超越简单的字词对应，真正传达其文化含义，使用外国受众能够理解的表达方式，才能达到真正传播的目的。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游客来源国，中国海外投资超过引入的外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牵头成立亚投行……中国离世界各国人民如此之近，关系如此之深，前所未有。

　　当中国被历史性地推到世界舞台中央时，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处在世界的聚光灯下。这让中国话语的受众从过去的少数中国问题专家扩展成散落在世界各地、生活和工作与中国越来越息息相关的各类人员。这固然是好事，但是如何向世界受众表述好自己却是个新课题。

　　我们的传播一直面对的是13亿中国人，我们早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但是如今，世界另外57亿人突然间成为了我们潜在的话语受众。如何让这些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了解的人听懂我们的话，且能正确全面理解我们的语言体系，这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知己知彼，才能主动掌握解说权

　　为了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讲话要接国际受众的地气。我们不论就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发表看法时，需要想一想，除去13亿中国人外，世界上其他57亿人能否听懂。他们的话语体系、思维习惯、表达风格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在大数据和信息化时代，要了解国外的受众，贴近他们的信息需求，用他们认为通俗易懂和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方式说明中国，这不是对外国人的迁就和迎合。做得好，可以获得理解，赢得人心。做得不好，不仅导致误解，甚至进一步产生各种“威胁论”和“崩溃论”。已经成长为国际人的中国人，必须学会讲国际语言，掌握国际话语体系，把13亿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转化成57亿其他国家人民愿意接受的话语体系。

　　“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后，得到国际广泛积极反应，也有不少疑问。沿线国家30多个，人口30多亿，宗教、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显然仅仅使用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内表达方式不足以在国际上解疑释惑。

　　比如，我们脱口而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般外国人就感到很困惑。对于前者，被调查的外国人反问，“什么会议？”如果说“1978年底举行的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就容易理解我们要说什么。对于第二个问题，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却鲜有我们期待的答案。他们认为，既然是新中国，一定离现在很近。于是，有的说是指“千禧年以来的中国”，有的说是“邓小平的中国”。就连最近常见的“新常态”一词，众多外国人与我们的理解也不一样。他们的“新常态”是指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乏力。我们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是我们面临的不是经济恢复乏力，而是高速增长之后的中高速增长。

　　把好翻译这道关

　　巨大的文化差异可以通过翻译来弥补。面对不断扩大的中国信息受众，中译外的翻译理念和翻译技巧也需要与时俱进。字对字的翻译形式上似乎忠实于原文，但未必能帮助外国读者了解中文原意。翻译只有超越简单的字词对应，真正传达其文化含义，使用外国受众能够理解的表达方式，才能达到真正传播的目的。在翻译过程中，不要刻意用外文创造中国特有的话语体系，而是应该避免中式英文，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比如，为了帮助外国受众了解关于中国的基本概念，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中，英译者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翻译成“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撰写中文需要借助副词，如“大力”、“深入”、“全面”、“不断”等，这样各个动词读起来才有气势。而英文中许多动词的实意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力量，再加副词，就失去了地道的英文味道。所以，许多地方，译者为了传播效果，拿掉了副词英文读起来顺畅，又丝毫没有丧失中文原意。

　　可见如何通过翻译，强化中国话语的国际化，是一个艰巨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严肃的专业学术问题。目前对于“一带一路”翻译成英文，各界人士就见仁见智，难以形成一致的表达。这种情况很多，也很正常。

　　在可以预料的时间内，中文很难成为世界第一语言，中国人在国际上打交道，大部分情况下不能指望外国人说中文，而是要中国人说外文。即使一些外国人中文生活用语比较熟练，传达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内涵也还是需要倚重外语。这样一来，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国家形象，翻译的作用就尤为重要。重视翻译工作，支持翻译产业健康发展；珍视翻译人才，加强中外语言专家的合作；以开放的心态，研究、掌握和运用国际话语体系，都是中国进一步国际化，逐步引领国际话语的重要组成因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