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立报》1936年3月28日报道《四库全书珍本赠苏联》。

　　1936年3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向苏联列宁图书馆赠送了一套“四库全书珍本”，苏联成为第一个接受中国政府赠送四库全书珍本的国家。

　　联系当时的国内外时局来看，不难揣测，率先向苏联赠送四库全书珍本，应当是“文化外交”上的示好之举。

　　这一部在国内各种争议之下，艰难诞生的“大书”，也因之具有了别样的、非同寻常的外交使命；而如今再来看这部“大书”，其历史价值也因这次向苏联赠书之史事，更平添了几分厚重。

　　1936年3月28日，上海《立报》刊出一则简讯，题为“四库全书珍本赠苏联”：

　　四库全书珍本赠苏联

　　廿六日行授赠礼

　　【莫斯科二十七日电】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四库全书翻印珍本赠送苏联对外文化交谊会，转送苏联列宁图书馆，于三月廿六日行授受礼。中国方面由中国驻苏大使馆参事吴南如代表，苏联方面为外委会东方新闻两司司长及列宁图书馆副馆长等。【按：四库全书为清乾隆间征书编纂而成的大丛书，共三万六千余册。分钞(抄)七部建阁专藏，文渊阁在文华殿，文溯阁在奉天行宫，文津阁在热河避暑山庄，文源阁在圆明园，文宗阁在镇江金山寺，文汇阁在扬州大观堂，文澜阁在杭州西湖孤山。其后文源阁毁于英法联军；文宗、文汇毁于太平军役；文澜亦半毁，后经丁丙十申两兄弟积数十年工夫，补钞完全，现存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溯存书，于九一八后，为日军搬去；文津现存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渊存书属故宫博物院，现在上海库内。翻印本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先印最少见的书籍二千册，名为珍本，以所印十分之一的部数给教育部作为版税，备政府分赠友邦及颁发给各学术机关。】

　　同一天的北平《世界日报》也刊载“我国赠苏四库全书珍本，已于前日交苏联图书馆”简讯一则，也是转发“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七日电”。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为中国国宝，怎么会将其“珍本”送赠苏联呢？

　　商务印书馆翻印本

　　细读消息的原文，我们就会发现，报道中所谓“珍本”，实际上是指商务印书馆翻印本。该翻印本是将四库全书原本影印，且只挑选其中“最少见的书籍二千册”，故曰“珍本”。此外，这则报道还向都市民众“科普”了四库全书现状，曾经的七部原在何处，如今又保存得如何等等。在“科普”了之后，民众们可以得知，四库全书传世七部，当时还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只有两部半了。而这两部半中，能在上海看到的，也即商务印书馆能在上海影印的，只有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显然，在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兵焚劫掠之后，从晚清的英法联军入侵到眼前的日军入侵，四库全书历诸次劫难而仅存两部半，更显珍贵。此次送赠苏联的“珍本”虽是影印本，但作为“国礼”，中国人的郑重其事，也是可想而知的。

　　两天后，追踪报道接踵而至。1936年4月1日，上海《立报》采访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刊出访谈内容，其中约略提到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的一些前因后果，不妨细读。转录原文如下：

　　商务书馆负责人谈

　　赠送苏联政府的四库全书珍本

　　共印千五百部

　　现已完全印竣

　　每部实价八百元

　　【本报特写】三月廿八日本报载：三月廿六日中国政府在莫斯科，以“四库全书翻印珍本”赠送“苏联对外文化交谊会”，转送“苏联列宁图书馆”。

　　在国际文化沟通的史料上，这一次“四库全书珍本”的授赠，的确是值得注意的。当时的记者为此事特地去访问承印四库全书珍本的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员，据说：“现在印的四库全书珍本，是‘文渊阁’的藏书，所印的，统统都是手钞的珍本，对于外面已经有的刻本，一律都不付印。”“这一次承印的总数，一共是一千五百部，由廿二年（1933年）六月付印，到去年七月底完全印竣；当时便抽出一百五十部送给教育部，这一次政府送给苏联列宁图书馆的，就是这种本子。”“但是现在销数并不好，到现在为止，一共才销去一千部样子，现在还存下有三百几十部。”

　　昂贵的“国礼”书

　　“商务”影印四库全书珍本的缘起里对于这次影印文渊阁的四库全书说得很详细：“……二十二年，热河告警，北平震动，文渊全书既随古物南移，于是教育部复有选印四库珍本……之议。”“六月十七日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规定将文渊阁四库未刊珍本缩成十六开本，限用江南毛边纸，印成一千五百部……。”当时预约价目，每部约五六百元，现在每一部的价钱是八百元。

　　这篇访谈，给出了关于四库全书珍本的一些基本数据。如1933年6月开印，1935年7月印成，历时整整两年。又如总印数1500部，送150部给教育部，刚好占到总印数的十分之一；1500部扣除送教育部的150部，实际用于销售的只有1350部。又如预约价500-600元，现购则需800元。还谈到该书销量不佳的问题，如今看起来，用于销售印量的1350部已售出1000部，业绩还是不错的。毕竟，其售价800元，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已是颇为昂贵的价格了。

　　售价800元，昂贵到什么程度？须知，这800元即是以800银圆（法币未贬值前，法币与银圆1∶1等值兑换）计价，而不是以抗战结束后疯狂扩发的、已巨幅贬值的法币来计价的。于普通民众而言，800银圆已是一个相当可观的经济概念，可观到什么程度？几乎可以在北平买下一座四合院！姑且以鲁迅（1881－1936）在北平的一次置业为例，做一番比较研究。据鲁迅日记载，1924年5月，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瞧中一处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花800银圆买了下来。这座四合院有3间南房，3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由此看来，当年四库全书珍本的售价，几乎等同于一座北平四合院的价格。其价格可谓昂贵，却也正合“珍本”之档次。

　　事实上，四库全书珍本之珍贵，还不完全归功于其影印底本之珍罕，也不完全体现于其售价之昂贵，更在于它印制历程的非同寻常、得来不易。众所周知，文渊阁四库全书，原在北平故宫，归故宫博物院管辖，只因抗战军兴，古物南迁，才暂时搬运至上海的。总部本就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工作，也因此得以开展。

　　影印曾“事因中止”

　　而在此之前，早在1924年，商务印书馆就已呈请政府，请求借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直到1933年才获准开印，历时近10年。在这10年时间里，深藏故宫文渊阁里的四库全书原本，到底能不能运至上海实施影印，从政府内部到社会各界，都争议极大，商务印书馆一次次被推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据1935年商务印书馆向预约订户发布的《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缘起》所载，在1924年当年，商务印书馆的呈请已获政府批准，且馆方已派人至北平点收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本。但点装至三分之一时，“忽奉公府秘书处公函，阻止装运，事因中止”。次年，1925年，“政府明令改将文津阁全书点交敝馆影印，教育部与敝馆签订合同。全书装点完毕，正拟请拨专车起运，适战事发生，交通阻滞。延至十五年秋，敝馆呈请照约起运，事又中变，签约无效。”看来，由于事关重大，当局内部因之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影印四库全书之事横生枝节，始终难以实施。

　　事隔首次签约近10年之后，1933年4月，商务印书馆再次呈请国民政府，终于获准另行订立合同，即刻实施。最终，1935年7月，影印四库全书的工作告一段落，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终于印毕。又据1926年8月13日，北平《世界日报》所刊载“教部查此次订印四库本旨……拟分赠友邦，藉以发扬国光。故特种三十部之订印，尤为需要”云云，说明除却商务印书馆印制的通行版本之外，“分赠友邦”的特别版本还另行印制有30部——这是专门用于外交赠送的“国礼”书。

　　那么，教育部当局在收到商务印书馆印毕送来的这30部“国礼”书之后，又究竟赠予了哪些外国友邦呢？

　　经笔者多方查证，至今所能确知的，当时中国政府将此书赠送的国家，却似乎只有苏联。事实上，至1936年3月28日，当上海、北京的报纸都刊发了四库全书珍本赠送苏联的新闻之后，就再未见有中国政府向外国赠送四库全书珍本的相关报道。或许，尚有向其他国家赠送之举，但因种种原因未能见诸报端罢。但毋庸置疑的是，苏联乃是第一个接受中国政府赠送四库全书珍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