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文澜阁

　　《四库全书》一共七部，北方四部南方三部，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是南三阁本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部。文澜阁本饱经磨难，真正的原本也就剩下不到1/4，是一部经后来多人补抄才凑齐的“百衲本”。抗战爆发后，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立即做出图书外迁的决定。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官桥村人，从1932年起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1937年8月，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他与浙大校长竺可桢共同向教育部争取支援，并商妥搭载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将馆藏图书运出，终于赶在杭州沦陷之前完成搬运工作。运出的所有馆藏图书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文澜阁本《四库全书》。

　　阁书先是辗转运到浙西南的龙泉县，但龙泉并非久留之地，还是要去西南大后方的。但就在从蒲城至江山县的路上，有一车书约3000册翻到江山溪水之中。抢救出来的书运到江山县城隍庙，经过简单晾晒便又急忙赶路。由于有日军飞机的频频轰炸，只能是在赶路的间歇中尽量地通风晾晒，以防霉变。

　　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辛旅程，阁书终于抵达贵阳，暂存在贵阳西郊的张家祠堂。当即便开始暴晒落水之书，所幸无大损。1938年9月，日寇首次轰炸贵阳。1939年2月，阁书迁至贵阳城北八里地母洞。此洞人迹罕至，相对安全。但气候颇潮，每年春秋必须各晾晒一次，如是六年，终保阁书无恙。

　　1944年11月，日军进攻贵州省甚急，重庆国民政府特令阁书紧急迁渝。贵阳地方当局出动六辆卡车运送阁书。12月，抵达重庆青木关。随即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张宗祥、竺可桢、陈训慈等人为委员。

　　1945年8月日寇投降。1946年5月15日，在教育部科长徐伯璞、浙江省图书馆夏定域等8人及警察12人的押运护送之下，阁书取道川南入黔，经湘赣入浙，7月5日安抵杭州，重归西湖孤山文澜阁。

　　在回迁过程中，教育部科长徐伯璞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徐伯璞（1901—2003）山东肥城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山东省督学、教育部国民教育科长、代理司务等职。1949年以后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当年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回迁工作正在徐伯璞职责之内。由于运力和资金非常紧张，徐伯璞以全家性命担保，雇用五辆返乡的私人汽车运送阁书。徐全家老小七人一同上路，大有与阁书共存亡之气概。而途中困苦，一言难尽。据一当事者记述:“在衡阳遇匪，警士开枪百余发匪始逸，在邵阳候渡二日夜；在安仁遇一小河，卸书渡河费时一日；在江西永新，余车左轮陷入水池，几倾覆；在银坑宿露天茶棚；在上饶遇罕有大水，公路桥梁冲毁，停留十余日；在兰溪过渡，卸书，烈日熏灼一日，皮肤若焦炭，凡此皆为令人永远难忘之遭遇。”

　　到达浙江江山时，连日颠簸劳顿让徐夫人蔡铭竹女士病倒，昏迷不省人事。幸遇过路的一位从滇缅前线撤回的军官是徐伯璞当年学生。他请来军医治好了徐夫人。而徐伯璞竟记不起这位学生的姓名。就要到达杭州时，一位车主忽然发难，说包银用完，无钱加油亦无钱吃饭，停下车子不走了。徐伯璞明知是故意刁难但也无奈，不得不将徐夫人手上的戒指摘下送给车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打算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划归南京中央图书馆。对此，浙江籍人士以张宗祥为首坚决反对。其理由之一就是：当年补抄之时用的全是浙江省籍人士的捐款。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也是浙江籍，自然也乐观阁书还乡。

　　1994年，浙大历史系教授毛昭晰在日本京都读到日本学者松木刚的《掠夺了的文化——战争和图书》一书，才知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9个人从上海赶到杭州，花了好多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毛昭晰说，“他们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去，但他们的好梦落空了。”其时，距阁书撤出杭州不过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