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格尔图前线将领旅长董其武和参谋赵宗祥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在我国北部边疆———今内蒙古自治区百灵庙一带，曾发生过一次震惊华夏的抗日战役，这次战役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不断蚕食绥远的嚣张气焰，收复了百灵庙、红格尔图、土木尔台、土城子等失地，振奋了中国军队的抗日士气。

　　这次战役过去叫“绥东抗战”，也称“百灵庙大捷”，是爱国将领傅作义亲自组织、指挥的。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孙兰峰，当年都曾率领部队与日伪军鏖战过，是百灵庙战斗和红格尔图战斗的前线指挥官。

　　1983年，本文作者张崇发曾担任董其武将军秘书，多次采访过董其武、孙兰峰及其诸多部属，请他们回忆了“百灵庙大捷”的情况。

　　百灵庙战役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前，它是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大呼声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的有力感召下发生的。战役爆发前后，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因此，百灵庙战役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政治纲领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忍无可忍，傅作义将军独立下达作战命令

　　百灵庙战役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政策引起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越伸越远。他们在占领了东北三省、热河省，控制了冀东22县之后，1936年春天又指使日蒙伪军侵占察哈尔以北6县，并将冀、察两省特殊化。在此基础上，日军妄想夺取绥远大青山以北各县，然后推向西北甘、宁、新三省边界，阻断中国西北对外交通，实现其反动的“满蒙政策”。

　　为实现上述计划，日寇在华北和绥远各地大量设置特务机关，并积极扶植傀儡政权。在绥远，日寇就扶植蒙奸德王和李守信，成立了所谓的“蒙古军政府”；还收买伪军头目王英，组织了所谓的“蒙古西北防共自治军”和“大汉义军”。这些军队，连以上指挥官全是日本人，是为日寇侵华战争服务的反动军队。

　　日本帝国主义使绥远地区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激怒了全国人民，也激怒了具有爱国之心的傅作义将军。傅当时是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大呼声下，他决心寻找机会，铲除日寇在绥远的立足之地。

　　1936年6月，《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传到傅作义先生的官邸后，进一步激发了傅作义坚决抗日的决心。《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号召国内各党各派“都站在同一的战线对付共同的敌人”，“毁家纾难，舍身为国。”傅作义感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十分正确。这年秋天，在蒋介石50大寿时，他便借机去洛阳向蒋介石陈述了自己准备强烈反击日军及蒙奸的意见。蒋介石、阎锡山主张先消灭中国共产党，不同意对日作战，恐怕引起中日冲突，要傅作义以忍让为主。

　　但是，日寇及蒙奸的得寸进尺，使傅作义根本忍不下去。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今化德）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以匪首王英、蒙奸李守信两部为主进犯绥远，分三路进击。战争中所需武器、弹药等，均由日方负责，并发给蒙奸德王、李守信、匪首王英各20万元，以资鼓励。11月5日，德王还以“察境蒙政委员会”的名义，向傅作义发通电，无理要求傅作义撤除百灵庙以南的一切军事设施。并扬言：如不能按期实行，将以兵戎相见。很显然，这是日军为出兵侵犯绥远边境制造借口。

　　傅作义面对战争威胁，一方面积极部署军队，一方面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自己抗日的决心，唤起民众支持、同情。11月8日晚，傅作义在他的总部会议室召开营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时，坚定地说：“日寇占我察北，占我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如若不打，绥远人民不答应，国人也要骂我们。边疆大吏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傅作义的讲话，得到与会军官们的支持，全军上下取得了一致抗日思想。于是，会议决定：进击绥东一带敌人的任务，由旅长董其武负责指挥，进击绥北一带敌人的任务，由师长孙长胜和旅长孙兰峰指挥。

　　这就是百灵庙战役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