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1900.10-1986.11)，广东番禺人。擅长中国画、油画、美术教育。17岁随兄东渡日本，先后入川端研究所师从画家藤岛武二，转入“太平洋画会”师从中村不折先生学习美术。归国后，任教于上海神州女学。1924年以三十余件油画作品参加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第一届画展。相继担任上海师范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职，同时为郭沫若主编的《创造》杂志画插图和封面设计。1925年，“东方艺术研究会”改组为上海艺术大学，任教于该校。1926年赴广州任教于广州美术学校、中山大学附中。是年夏参加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股长。在上海美专任教之余常欣赏京剧艺术，偏爱画戏剧人物，并拜师学戏，增加戏剧人物画创作的生活积累。1937年到昆明任教于国立艺专。1942年在成都举办戏曲人物画展，郭沫若、茅盾等为之题词称赞。后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到杭州。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浙江美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1957年与李可染一起赴德意民主共和国友好访问，莱比锡“伊姆茵采尔”出版公司为他出版画册。“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地回春，在上海举办《关良回顾展》。

　　不知多少次听到有人疑问——关良的画有什么好，像小孩子画的那样。这问题很难回答，有的说，许多人说好啊！连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大文学家都为他题画，说好！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大画家都与他相互品题赠画呢！要是国人说的不算，还有，德国人主动为他出画集并付与丰厚稿酬，中国画家有这待遇的，仅有齐白石和关良。你敢说不好！有人干脆就说，有名就好，值钱就好！其实，这些说法只说出了画好的结果，好在哪里还是不甚了了。还是问题本身就给出了答案———好在像孩子画的那样。

　　这倒不是像“老莱子娱亲”的那种让人恶心的假孩子，而是对艺术痴迷的赤子之心。可以说，关良的画是玩出来的。他17岁随二哥去日本，不学热门的化工专业，硬是报读好玩但就业机会渺茫的美术。后来从藤岛武二学画，课余就学小提琴，当然不是为了考级啦，就是贪好玩呗。“三岁定八十”这话一点也不假，关良小时候在南京，爱到“两广会馆”看京剧，这就注定了他一生玩京剧、画京剧。不是一般的票友而是拜师学戏，买回髯口、马鞭、靴子，吊嗓子、摆功架，来真的。这样画京剧和拿照相机拍几张剧照回来画的，自然是大有区别。要么不玩，玩就玩得精，深入其中，寻根究底是关良的态度。他的油画受现代派影响，不仅在技法形式上，主要还是在理论和观念上的。他说：“我们若是认识了现代绘画的理论与现代精神的话，那时是绝对不会误解现代艺术，毒骂现代艺术的。一个画家是要有充分的教养的，尤其是在现在来说，不然他是一个工匠。”这话很温和地批评了那毒骂现代艺术的大画家。关良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好好先生，完全沉醉在艺术世界里，他的画里表现的，就是他所有教养的总和。 

　　在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将艺术工具化去达到某种目的成了大部分画家追求的时候，关良的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是要受到质疑的。1934年他参加广州市美展的两幅油画就受到批评：《海滨》是悠闲生活的写照和理想。《母与子》是个人生活的印象，缺少了时代意识，没有看见路边的饿殍，没有听到帝国主义的炮声。只是关在与世隔绝的画室里过着梦幻的生活。我不知道关良有无读过鲁迅致李桦的信，鲁迅的意见也并非圣经，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关良的选择。“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漩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所以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漩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

　　关良是幸运的，抗战期间，郭沫若等一批文化人支持他在成都办京剧人物画展，卖了画有钱去考察山胜古迹。20世纪50年代，苏式美术一派独大的时候，他却有机会与李可染带着水墨画访问德国。虽然，“文革”中他也受到冲击，将自己心血之作用水泡烂冲进厕所里。但比起许多在漩涡中的画家幸运多了。

　　当艺术不堪功用重负的时候，艺术家就要挣脱羁绊，企图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表达，追求艺术的本体。显然，完全不受任何条件约束的艺术恐怕是没有的，但是，只要有艺术存在，这种没有终极目标的追求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如果我们也用孩子的眼光来看画，相信会离艺术的本质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