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前”让我们知道历史大概往哪个方向走，是什么力量、事件及文体代表着文学的未来，因而对这些“新生事物”表示宽容、理解与体贴；“顾后”则是因长期的学术训练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感，对即将逝去的“传统”充满温情与敬意。

陈平原

　　□演讲人：陈平原

　　■演讲人简介：

　　陈平原先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著作30余种。近期出版的中文著作，包括《神游四方：陈平原自选集》、《“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读书是件好玩的事》等。

中国近代报章

　　编者按：

　　近代报章的产生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产生、繁荣与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富有中国报刊特色的所谓文艺副刊的优良传统，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报章的角度研究文学，是近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本期讲坛特邀请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从一个学者的视角谈谈近代报章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关系。

　　■精彩阅读：

　　□因翻阅大量旧报刊而获取氛围与细节，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叫“触摸历史”。

　　□谈及报章提供的细节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第一温度，第二密度，第三厚度。

　　□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

　　引言

　　作为职业读书/写书人，最怕碰到这样的提问：你最好的著作是哪一本？有人喜欢自吹自擂，说最好的就是刚出的这一本，言下之意，赶紧掏钱买书吧；有人志存高远，说最好的还没出来，估计是下一本，让大家翘首以待。我老实交代，这只是我刚刚刊行的新书，说不上“最好”，也不能保证日后会“步步高”。为了感谢诸位的捧场，我先介绍一下《“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这本书的出版机缘及特色，然后延伸出去，着重谈几个大家可能感兴趣的话题。

　　先说为什么要出这本书。最初，纯属追怀自家的情感与梦想。30年前，我跨长江、过黄河，来到北京求学。从一个踌躇满志的外省青年，逐渐成长为北京大学的博士、教授，我走过了颇为艰辛的道路。30年后回首，想想当初进京那一刻的“壮怀激烈”，感慨良多，觉得有必要出本小书，留下点印记。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如何将未入集的零散文章编辑成书？最好是有一条主线。考虑到今年是《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于是决定以报刊出版为中心，讨论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一开始看重的是私人情感，后来逐渐转移为公共立场，因而，也就越说越认真了。可我自始至终都很清醒，这只是一本专题性质的论文集，没什么了不起的。集中有几篇不错的文章，但全书是组装的，质量不均匀。只能期待熟悉我研究思路的读者，将此书与我的已刊各书参照阅读。

　　好，关于这本新书，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准备谈以下几个话题：“三利器”如何互动、触摸历史的可能性、怎么使用报章资料、书籍与报章的关系、人文学者该怎样“瞻前顾后”。

　　利用报章“触摸”历史

　　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有一则，日后收入专书时加了个题目，叫《传播文明三利器》。这篇短文很重要，我在文章中提到好几次。此前日本政治家犬养毅传授经验，称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得益于三种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学堂、报章、演说。当时梁启超马上做了发挥：因中国人识字率不高，因此，“演说”更值得认真经营。100多年后回首，你会发现，梁启超很有远见，判断很准确。学堂、报章、演说，至今依然是推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关于“声音”与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关系，我有专门论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参阅，此处不展开。这里想说的是，中外学者中，关注学堂的大有人在，研究报章的也不少，但像我这样同时兼顾报章、学堂和演说的，可就很少很少了。我不只单独研究学堂、报章、演说，更关注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如学堂与报章之间曾经的携手并肩或互相拆台，演说如何成为学堂的基本训练以及影响社会的重要手段，刊载于报章或独立成书的演说又怎样改造了中国的文章体式等。所有这些话题，都既是历史，也是现实，至今仍值得认真思考。

　　我注意到，媒体上关于《“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这本新书的介绍，大都会引述我《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中的这么一段话：“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可书中还有一篇《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则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这不奇怪，那是专业论文，谈的是利用报刊进行史学或文学研究的优势与陷阱。不做专业研究的，没必要纠缠于此。

　　我先说说利用报章进行史学研究的趣味。因为，现代中国文学/思想/学术的生产与传播，与传统中国大不一样。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先在报章发表，而后才收入文集。报章作为一种重要媒介，其自身的特点与趣味，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这个文学/思想/学术的生产过程中。这确实是一个管道，但并不透明，也并非无菌。这点，我在不同的著作中多有论述。这里想举例说明的是，报章对于日常生活的详细记载，为后世史家复原历史现场，提供了大量鲜活且生动的细节。16年前，也就是1999年初，我和夏晓虹做了一本书，题为《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参加者是我当年指导的研究生。写作过程中，除了阅读各家著作及查阅档案，还有两个重要手段，一是报刊钩稽，一是田野考察。

　　记得是1999年2月的某一天，我带着学生，在老北大的红楼前集合，沿着当年北大学生的游行路线，重走一遍“五四”路。事先做了认真规划，提供给大家基本材料，沿途讲解，走走停停，从天安门广场，转入东交民巷，一直走到赵家楼，考察过周边环境，总共走了六七个小时，北京电视台那一次跟着我们拍摄，后来还形成了一个专题片，播出后据说反应很好。我给《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撰写的长篇导言，考证历史的各种细节。这篇题为“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长文，日后发展成为我的一本重要专著。那么，我从哪里获得这么多丰富生动的细节？除档案及回忆录，主要得益于各种旧报刊。因翻阅大量旧报刊而获取氛围与细节，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叫“触摸历史”。“触摸”这个词早就有了，但主张“触摸历史”，强调理性分析之外的感性把握，却是我努力的方向，且略有收获。

　　谈论历史，弄不好就很空洞，必须有很多真实的生活细节的支撑，历史才会变得丰满且可信。今天谈论李白与杜甫的生活，我们主要靠考证生平及分析诗歌意象来实现；报纸杂志出现后，为后世读者回到历史现场留下了很多琐碎但有用的资料。今天做历史研究，谈论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趣味及方法明显不一样，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前者可以借助大众传媒的阅读与阐释，来精细地描述中国人的日常经验与精神生活。所以做报纸是很重要的工作，它记录历史。

　　那么报章提供的细节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第一温度，第二密度，第三厚度。最近20年，学者（尤其是做博士论文及硕士论文的研究生）从大众传媒入手，研究现代中国的思想及文学的越来越多。其面临的困境，我在《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中有详细的分析。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报章本身无法独立完成自我阐释的问题。也就是说，除非你只是将报章作为资料库使用，否则，任何深入论述，还必须有超越报章立场的大视野。阅读旧报刊，一开始会很兴奋，满眼都是有趣的细节与开放的线索。但再往下走，不断岔开去，很容易迷失在资料的海洋，不知道往哪儿走好。这个时候，我会提醒我的学生们，进入报刊前，必须有自己的方向感，并建立某种坐标系。而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个方向感与坐标系，就是事先要阅读作家文集及档案资料形成的立场与感觉。有了这个大视野、基本立场与艺术感觉，再进入那漫无边际的资料海洋，才不至于被淹死，才可能左右逢源，找到想要的东西，或订正原先的某种错觉。还有一点，因旧报刊的数据库越来越多，检索也越来越方便，若没有主心骨，靠检索、剪贴、排列，出不了好文章的。某种意义上，形成大的感觉与思路，还是靠阅读作家或思想家文集，报纸杂志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用来校正、修补、丰满我们的论述。

　　既“瞻前”，也“顾后”

　　当梁启超论述“传播文明三利器”时，他所说的“报章”，不仅仅是指报纸与杂志，还包括出版。换成今天的说法，就应该是“大众传媒”。几年前，我有一个讲座，题目是《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那里所说的影响文学进程的“物质文化”，指书籍。我特别强调书籍作为一种载体，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意义。谈论书籍的生产与流通，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各种大小书局，毫无疑问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也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专家，会将目光集中于此的缘故。与唐宋已有的雕版印刷不同，晚清引进的石印术，直接促成了画报的诞生，也间接推进了古籍的整理与重刊。关于画报，我在东方出版社去年刊行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以及此前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有专门的论述，这里从略。不过，我想强调一点，学中文出身的人，一般习惯于通过“解字”来“说文”，也就是说，关注文字的多，关注图像的少。眼看图像传播知识影响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读图”本身是一门学问，需要某种眼光，也需要某种方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手到擒来的。此外，关于书籍的制作与流通，包括印刷技术的改进、封面装帧风格的演变、书籍价格的涨跌等，都值得关注。《“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中，有三篇文章值得推荐，一是谈“百科全书”，二是谈“新文学大系”，三是谈“全集”该如何编撰。表面上属于出版形式问题，但涉及很丰富的历史及文化内涵。或许是文学史家的敏感，促使我对“有意味的形式”很感兴趣，坚信很多形式问题背后，蕴含着一个时代的技术水平与审美趣味，甚至思想内涵。

　　回到刚才谈及的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这里说说“潮流”的局限性。我曾经说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而生活在当下中国，科技日新月异，潮流风起云涌，最大的困惑便是，很容易被判定OUT。刚刚流行某种概念、思想、装置、服饰，你正努力追赶呢，可能“新潮”已经过时了。伴随着大众传媒的无远弗届，所有人的生活经验与表达方式，似乎都有一个固定模板，都在往一个地方靠，恨不得“从里到外”都整成一个“标准人”。这可不是理想的生存状态。国人的普遍趋新，害怕落伍，崇拜名人及名牌，盲目追赶潮流，其实是自家教养不足、缺乏定力的表现。有些东西你懂，有些东西你不懂，或根本不感兴趣；既然不懂或不感兴趣，那就不理它就是了。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学术研究，应该都持这个态度。可我明显感觉到，在大众传媒制造的关于时尚（生活、思想、表达方式）的狂风骤雨中，还能昂首天外、我行我素的，越来越稀少了。一旦连读书人也都放弃了“自作主张”，这世界会变得越来越不可爱的———即便披上五彩斑斓的时装。

　　最后我谈谈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应如何处理自身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既“瞻前”也“顾后”。在很多人眼中，“瞻前顾后”是一个不好的词，表示做事犹豫不决。可在我看来，这是学者的职业特征决定的：“瞻前”让我们知道历史大概往哪个方向走，是什么力量、事件及文体代表着文学的未来，因而对这些“新生事物”表示宽容、理解与体贴；“顾后”则是因长期的学术训练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感，对即将逝去的“传统”充满温情与敬意。再往下说，那就是因明白新生事物的潜力、陷阱和可能性，在努力追踪的同时，用历史经验来加以警示与校正。这一立场与趣味，导致我不可能成为一个扛一杆大旗、不顾一切往前冲的革命家，而只能做一个认真细致的观察者或批评家。革命家的性格，一般都是只瞻前，不顾后；而历史学家又往往只顾后，不太瞻前。若能成为一个敏锐的时代观察者，既瞻前，也顾后，谈不上引领风骚，但起码与时代同行，必要时帮助敲敲边鼓，那也是好的。

　　（本文系作者2015年6月在北京言几又书店举行的凤凰网读书会上的专题演讲，7月9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