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学术研究不面向实践和国计民生，是极为可悲的”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但这项工作主要由经济学界进行，鲜有社会学研究者介入。1992年，李培林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创新论》出版，极大拓宽了企业组织研究的视域。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序言中写道，该书“提出国有企业组织创新和转型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经济学界的研究、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生产率虽有所提高，但却陷入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僵局，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不断恶化，失业问题突出。李培林发现，既有理论难以解释这些现象，于是决定到实践中找寻问题的症结。

　　1996年8月至9月，李培林带领课题组对全国10个城市508家企业（其中包括358家国企）进行问卷调查。1997年9月，他又走访了东北9家大型国企，个案访谈了企业职工100余人次。在耐心倾听国企职工真实心声，详细了解国企发展历程和主要功能，认真分析原始资料和统计数据之后，李培林将目光聚焦到国企的“社会成本”上。

　　“在那个年代，国企不完全是市场主体，它承担了职工养老、医疗、住房、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等诸多社会职能，这种追求综合福利最大化的逻辑，必然导致其朝着功能内卷化和人员过密化方向发展。”李培林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从既有利益格局出发，研究国企改革的操作化程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就需要在国企改革中提供‘外部替代性资源’，例如，以社会保障替代国有企业的单位保障，以社会服务网络替代‘企业办社会’等。”

　　东北一行，“社会成本”的有益探索令李培林倍加振奋，而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境况则让他分外牵挂。“我的研究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如果学术研究不面向实践和国计民生，则是极为可悲的。”在完成《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后，李培林立即投入了对就业问题的研究。

　　“中国城市经济开始的后工业化过程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转变，是造成失业下岗最深刻的原因。”长期的观察与积累使李培林敏锐地认识到，此番后工业化过程的开始，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可能是一种长期的局面。详细论证后，李培林撰写了题为《扩大教育、推迟就业、缓解失业》的《要报》，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高度认可。

　　此后，围绕如何应对就业挑战、实现下岗职工再就业，李培林深入一线开展调研，详细论证并向相关部门建言献策。特别是在2002年对辽宁省4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1000个样本下岗职工进行抽样调查后，他发现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提高其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对此，他提出解决就业问题，政府不仅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要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加强对下岗职工转岗转业培训，帮助他们走出阴影，为改革凝聚力量。

　　4、 “面向现实做学问，才能对症下药”

　　“对和谐之美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马克思的这句名言，道出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期许。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这一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对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需求，它拉近了社会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距离。”李培林认为，社会学研究者只有抓住这个机遇，加强对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积极为国家贡献智慧，才能在新的时代有所作为。

　　2005年2月21日，李培林与景天魁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政治局讲解“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翌年，他奉命参加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重要报刊陆续刊发《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中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创新》等文章，出版专著《和谐社会十讲》，以学者的立场和理性的笔触阐释理论、勾勒前景。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理论探讨必不可少，但绝非全部。只有通过调研，面向现实做学问，才能对症下药。”李培林认为，只有在实践中明晰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影响因素，才能找准着力点。

　　2006年，李培林组织了以“和谐稳定”为主题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研究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并对中产阶层、农民工群体等进行了专题阐述，成为把和谐社会研究纳入规范科学领域的开创之作。此后，在他的主持下，和谐社会理论研究阵地不断拓展。

　　“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消除社会矛盾和问题，但它有一种能够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一种在矛盾中仍能保持和谐和快速发展的机制。”在李培林看来，和谐社会不只是利益层面的和谐，还包括价值层面的和谐。“妥善处理经济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公平与效率这四个关系尤为重要。”

　　立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李培林不断创新和拓展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研究——运用社会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揭示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设计全面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呼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采取从主观行为取向追究结果的方法开展社会矛盾研究，提醒人们要“全面看待‘社会矛盾多发凸显’的说法”，得出极具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的结论；提出“中国经验”这一具有启发性和弹性的概念，并对其内涵和基本要点作出阐述……

　　“前人曾把学术的最高境界概括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要有‘蓦然回首’的功夫和机遇，就得耐得住‘独上高楼’的寂寞，有‘终不悔’的执着和‘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傻气。”李培林多次对学生讲，耐得住枯燥与寂寞是治学的诀窍。这是他对学生的期许，也是为自己设立的学术坐标。（王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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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林，1955年生，山东济南人。十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央文明委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社会学评议组召集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社会学概论》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