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抗日义勇军的女学生们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鼓舞下，东北的爱国官兵、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众群起抗日，在各地自发地组织起许多抗日武装，以武装斗争与日寇殊死搏斗，前赴后继，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东北战场，用血肉之躯与日寇战斗了14年。

　　抗日义勇军最早兴起于辽宁省，这里的义勇军发展迅速，斗争也相当活跃。辽西地区境内多山，除东部及沿渤海湾狭长的辽西走廊为平原外，其余多为丘陵山地。山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式降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有回旋的余地。在辽西，由爱国将领黄显声(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等人以具有抗日爱国思想的2000余名警察和公安队为骨干，将各路抗日武装编成“辽宁抗日义勇军”，这是东北义勇军各地中成立最早的一支。一时间，得到消息的各地爱国志士纷纷来到锦州，商讨组建义勇军事宜，黄显声分别给予答复，并根据各地的武装力量的具体情况，分别加以收编和委任。

　　不久，“辽宁抗日义勇军”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继续组织，于1931年12月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总指挥部设于北票，下属22路义勇军，每路人数不等，多者万余，少者千百，约计6万余人。开始时的活动区域，仅限于盘山、黑山，新民、辽中，绥中、沈阳、锦县、台安等地。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到1932年3月时，由22路发展至54路，人数增加到15万余。此外，还有27个独立支队和六路骑兵。其活动地区也扩大到辽南、辽北、辽东等地。

　　义勇军机动灵活，出没无常，时而声东击西，避实攻虚；时而化整为零，或集零为整，到处打击日军。较为著名的有耿继周、王显廷、潘士贤、郑桂林等部，此外，绿林武装高鹏振部等也有一定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东北抗日战争初期的基本特点是，具有全民性和自发性。从成分上看，爱国农民约占50%；原军警官兵约占25%；绿林出身者约占20%；政、工、商、知识分子等约占5%；从组织指挥系统看，义勇军主要有东北军系统(名义上仍服从国民政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系统、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系统和其他分散各自独立的系统。义勇军每支部队人数不等，内部编制并不统一，也未能建立统一的领导体系和建制，各部队相互之间有着程度不同的联合关系或隶属关系，军费多靠自筹和全国各界人士的捐助；其装备大多为原东北军留下的轻武器，重武器很少，甚至一小部分官兵还使用冷兵器。

　　由于日军侵占辽西的初期兵力不敷所需，因此主要是控制铁路沿线各战略要地，其军事行动也是以各铁路沿线的大小据点为主要控制面，尚不能向各地深入。因此，义勇军的活动也主要是围绕各铁路沿线的这些区域展开各种斗争。他们除了对一些重要城镇进行争夺之外，更多的是打伏击，袭击小股盘踞在一些据点中的日军，或扒铁路、毁桥梁、割电线、截后援等破坏骚扰活动。即使是日军驻锦州20师团司令部周围也战事四起，使得20师团各部及沿各铁路线日军守备队昼夜不宁。日军在辽西所到之处，完全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而义勇军在战斗中队伍不断扩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于1932年1月17日亲赴锦州，为被各地义勇军所击毙的日军官佐士卒作灵魂吊祭。

　　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权，为扑灭抗日烽火，于1932年4月后多次大举增兵，对义勇军重点活动地区实行连续性的残酷“扫荡”，一面经常派出各兵种部队到各地去作“行军示威”，制造法西斯恐怖气氛，借以对我抗日民众进行威吓。日军连续不断的“讨伐”、“扫荡”，使义勇军的处境更加艰难。由于义勇军孤悬敌后，部队粮秣一向靠自己筹备，武器弹药除从敌伪军手中缴获外，很少得到外援。特别是为了应付敌人频繁的进攻，部队经常处于紧张的行军作战状态而得不到整休。在联系困难、补给无援的情况之下，只能处于独自活动或联合作战的境地。尽管如此，1932年夏季，各地义勇军，特别是辽西义勇军所开展的游击战争又呈活跃局面，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游击战，给予日军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