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最近，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市场在发力，而曾经在以往高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一些地方政府的作为相对滞后。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且，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地方政府必须积极作为。那么，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抓手和着力点在哪里？

　　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缺一不可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构建起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

　　有效的市场的重要性在于，只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才能形成充分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只有这样的价格体系和市场竞争的压力才能引导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才会成本最低、最有竞争力，从而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推动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相对密集逐渐向资本相对密集提升，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

　　在经济发展中，有为的政府不可或缺。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变化而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新的技术和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需要采用专利制度和其他适当方式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的激励，同时还要协调相关企业克服困难，或是由政府直接提供服务，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去冒风险，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活动才能开展。如此，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可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必须对可能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经济和社会回报作出甄别评估，以产业政策等手段集中有限资源，协助企业家实现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对不同类型产业政府因势利导发挥作用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根据产业发展与国际前沿的差距，我国各地政府可将本地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对不同类型的产业，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也不相同。

　　追赶型产业。以我国的汽车、高端装备制造、高端材料产业等为代表，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合适的企业，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本地企业像华为、中兴那样，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

　　领先型产业。像我国的白色家电、高铁、造船等，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接近国际最高水平的地位。领先型产业只有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转移型产业。有两种类型：一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这类产业在我国失去比较优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这种挑战，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品牌、研发、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而多数企业只能像上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8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同类企业那样，利用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的优势，转移到海外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二是在我国还有比较优势但产能有富余的产业，包括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可以像支持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转移那样，支持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同我友好、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

　　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类新兴产业的特征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例如信息、通讯产业的软件、手机等。各地政府可以针对这类企业发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创新型人才创业，利用我国的优势，推动弯道超车型产业发展。

　　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通常资本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我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其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对战略型产业的扶持是国家行为，应由中央财政来承担，各地政府可以鼓励支持配套产业发展，并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条件，争取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发展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性，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