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14年的抗战，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都承受着家国之痛，都以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方式抵抗着侵略者的奴役。本报从今天开始开设“我家的抗战”专栏，陆续刊登通过一个个家庭视角，反映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御侵略的故事，以此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力量和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

　　父亲名叫方策（前排左二），江苏高邮人，新中国成立后任高邮市（县）文化馆长、政协秘书长、督学兼校长等职，2010年2月去世。

　　在我们家的玻璃板下还压着一张父亲的照片：挎着盒子枪，身后站着通信兵。父亲喜欢唱歌，有一首的旋律，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记得：“屯上的稻子黄又黄，鬼子下乡来抢粮、来抢粮……”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当兵要当新四军》。

　　听父亲说，我家当年也是殷实人家，我的曾祖父开药铺兼行医，祖父则是学校的校长。父亲小时候是穿长袍的，念过私塾，后来又去念洋学堂。老家里下河是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我们村沿着河流而建，东边有一望无际的芦苇荡，老百姓的生活宁静、安详。可是日本鬼子来了之后，家乡沦为了人间地狱。父亲很愤慨：这里是中国的土地，日本军队凭什么来杀人、抢东西、烧房子！

　　那年，父亲17岁，与村子里的其他七个男青年同时参加了新四军。父亲先是当文化教员、在文工团演抗日救亡剧，但是最终，他还是拿枪上了战场。参军的第二年，父亲加入了共产党。

　　新四军当时的处境很艰难。并不是人人都有枪，子弹也不够用。可是华东的日军有十几个师团，他们有坦克、飞机、装备精良。“你在电影上看过日本鬼子的钢盔，钢盔不是做样子的。”父亲回忆到，身边有个战友，在战壕里头往上扬了一下，就中了鬼子的冷枪。那天他老婆正好来部队看望他，哭得死去活来。父亲至今记得他的模样，也记得他老婆,“是乡下人，穿件大襟的旧衣裳。”父亲常常叹息，要是当时他戴的不是军帽而是钢盔，他就不会死。

　　装备简陋的新四军照样打胜仗。就如《新四军军歌》所唱的：“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淮阴城、宝应城、兴化城、高邮城……一座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新四军都拼死夺了回来。父亲说，真正的战斗惨烈得很，哪像电影上那样，冲锋号一吹红旗一举就胜利了。但是大家不怕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继续往上冲。我们打仗为的是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家。

　　抗战的日子里，里下河的村庄中流传着数不清的传奇故事。父亲说：老百姓明里暗里帮着新四军。我们转移的时候，老乡都给我们炕锅巴、炒焦屑（类似炒面的一种食品），秋天给我们煮芋头，冬天为我们烀山芋，每个人的干粮袋都被塞得满满的。我们临走时也都给老乡的水缸里挑满了水。当然，最好的报答还是打日本。里下河是水网地区，芦苇荡是杀敌的最好战场，水荡里河港纵横，鬼子的汽船进来了根本就摸不清路。而我们新四军的木船摇的灵活自如，老百姓自愿给我们当船老大，中国人哪个不恨鬼子！水路弯弯曲曲，青青芦苇是屏障，我们悄悄地靠上去，手榴弹一扔，鬼子想逃都逃不了。

　　部队驻扎在湖荡村的时候，父亲认识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从小随着外婆住在上海，“八·一三”之后避难回到了乡下，谁知日本鬼子又打了过来。来外婆家说亲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大户人家。可是外婆相中了父亲，新四军抗日保家乡，是靠得住的队伍。新四军的未婚妻，日本人是不会放过的。订婚之后，母亲在家乡就住不下去了。母亲又逃往上海，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回来和父亲成了亲。

　　1943年深秋，父亲在队伍打散后遭到日寇的搜捕，躲进芦苇荡，在齐腰深的水中泡了几天几夜，冻得浑身青紫。水荡的苇叶上挂着白霜，河道里无声无息，不见半个人影。父亲以为自己已经革命到底了。紧急关头来了一条船，船头上站着兄弟部队的一位领导，他将我父亲救上船，还递过来半碗冷粥。上船后父亲发起了高烧，部队只能将他留在老乡家里。道路被鬼子封锁了，村里又没有药，是房东大娘日夜守着，她让父亲在嘴里含一片生姜，待姜味淡了再换一片，连续含了几天几夜，这才留住了父亲的命。

　　父亲是幸运的，身边的战友牺牲了无数，同村一起参军的八个人只活下来两个。

　　80多岁时，父亲还会时常摸索着自己的“抗战胜利纪念章”，用家乡话唱：“屯上的稻子黄又黄，鬼子下乡来抢粮、来抢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