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黄胜庸（左）与宋顺祥老人（右）参加和平县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

　　我的父亲黄胜庸今年111岁了，是当地健在的最后一名参加过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老兵。

　　父亲是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丰道村人（旧时称和平县三民乡）。父亲的叔父黄汉廷毕业于广州讲武堂，具有进步思想，受其影响，父亲虽已成家立业，仍然告别妻儿老小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时隔100多天的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突袭上海闸北，挑起了“一·二八”事变。

　　在民族存亡之际，以蔡廷锴为军长的19路军，不顾蒋介石政府的反对，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毅然奋起还击。时任19路军60师119旅3团团长黄汉廷带领着父亲等700多名和平籍战士，冲在保家卫国的最前线。

　　1932年1月28日，正是腊月二十一。寒冬里，19路军将士缺衣少食，缺枪少炮。但侵略者的枪炮声，激发了他们的勇气，全军上下以必死的决心，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寒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

　　这一年的春节，父亲是和战友们一起在战壕里度过的。由于物资补给不够，他们吃的多是罐头。这些罐头，除了上海各界民众和海内外友人支援前线的，还有从日军身上缴获的战利品。

　　父亲和战友们在战壕里与日军对峙了33天。这33天里，他们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服，没有离开过寒冷的战壕。累了，就地打个盹儿，枪声一响，炮弹从飞机上一落，立马把充满血丝的眼睛瞪得溜圆。战壕被炸塌，马上冒着炮火修好；枪声一响，立即端起枪应战。

　　父亲跟我讲述过当年的情况：“炮弹、炸弹、步枪、风炮声大作，如暴风疾雨、海啸山崩，烟雾弥漫下，敌我肉搏相冲，血花四溅，敌军死伤枕藉。”

　　谈及生死，父亲有他自己质朴的理解，“战场上，炸中了，那是该死，没炸中，是幸运。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父亲也差点没能从战场上回来。有一次，他正要朝日军射击，没想到敌人的机关枪响得更快。此时命悬一线，战友们都以为他见阎王了，结果子弹只是在上裤子打穿了好几个洞，从裤裆下穿过。

　　“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父亲随19路军撤到福建，追随蔡廷锴将军参加“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为追求民族解放、民族自由继续战斗。由于蒋介石对19路军的镇压，不久，父亲解甲归田，回到了和平县老家。

　　1933年，叔祖黄汉廷在和平县城筹建了“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从此，父亲对故乡更多了一份牵挂与责任。每到“一·二八”纪念日、清明节等时节，他都要前往拜祭昔日的战友，即使后来年岁已高，也要坚持让孩子们推着轮椅前往。

　　虽然离开了19路军，父亲一直保持军人本色，把为民族解放、民族自由作为一生的追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父亲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利用当年采购军需的经验，往返于香港、广州、惠州、老隆、和平等地，多次为抗日的东江游击队输送药材、枪支、子弹等物资，为抗击日军继续建功。而我的大哥黄林桐，是东江纵队队员，曾参加解放老隆、河源战役。

　　父亲对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抗战事业感到非常自豪。以前每年清明节，我都会陪父亲前往县城东山南坡拜祭淞沪抗日和平籍烈士纪念碑，父亲献上鲜花，敬个标准的军礼后，泪流满面地矗立在那里。后来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他还会让儿孙们去替他拜祭那些老战友。

　　（黄义桐，黄胜庸老人第三子，1965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后曾当过乡村教师，后以务农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