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培玲老人

　　我叫王友众，1933年9月24日，我出生在大青山下当时的绥远省萨拉齐县美岱召镇河子村一个殷实人家。我的父亲王培玉是家中长子，也是武归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二叔王经雨是中共党员，历任萨县抗日游击队队长、萨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等职务。三叔王如玉参加了绥西地区的八路军。我的祖母乔培玲，是一位思想解放、有民族气节的老人家，人们都亲切地叫她“王老太太”，为了支持子孙抗日，祖母毁家纾难，变卖家产资助游击队。我从小就生在这样一个“抗战世家”。

　　当时，王家就是党的地下联络站。常有许多“不速之客”来到家中，他们同我二叔从事革命活动从不回避祖母，一些资料落在家里，我祖母便随手藏在柜底或后院的一个地窖里。每到夜晚，我祖母就让家里人到后院睡觉，前院只留她一人。我曾多次在早晨看到，前院的大房里有许多不认识的人就宿，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军政人员，而一切的接待、保卫，自然都由祖母操心了。

　　1938年秋，二叔潜入敌伪保甲团工作，后来因身份暴露，带着游击小组上了大青山，王家也被日伪军抄了家。汉奸们认为王经雨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只要抓到他的母亲并施加压力，他就会脱离八路军。于是，我和姐姐王友梅、哥哥王友群就跟着祖母开始了辗转逃亡的日子。我有个表叔，平日里深得祖母疼爱，日寇占领绥远后他回家当了教书先生，因为怕受牵连，他拒绝收留我们，这使我祖母非常生气伤心，她沉重地说道：“我活着就不当亡国奴，以后你们用八抬大轿请我也不再来了”。

　　在大青山根据地的姚喆司令员知道情况后，指示萨县游击队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们一家接进大青山里来。1940年2月，我跟着祖母上了大青山，从此，我们北履大青山，南赴晋北黄土高原，开始了艰苦的游击生活。冬天，大家搭个窝棚睡觉，夏天就找个石岩避避。当时敌人三天一扫荡五天一进攻，我们也要时常跟着“转山头”。大青山悬崖陡峭、乱石嶙峋、荆棘丛生，年轻战士行军也颇感艰难，何况一个小脚老太太，但祖母拄着一根树棍，从不麻烦别人。

　　在山里，粮食是个大难题，断炊是常事。我们的干粮多是扁豆、大豆、莜麦，祖母已是牙齿脱落的老人了，吃这些东西常常牙床破裂出血，其艰难不言而喻。她吃一粒蚕豆，要在嘴里含很久很久，直至用口水泡软了才能嚼烂咽下。我和哥哥看她实在难受，便用石头捣碎让她吃。断炊后，就要靠山葱、薤子一类的野菜充饥，这时祖母常常乐观地跟战士们说：“咱们打回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市）后，大娘请你们到麦香村吃一顿炒山葱。”1941年，父亲在为伤员买药的途中与敌军遭遇，牺牲于武川县毛不浪梁。祖母得知噩耗后，对我和哥哥说：“活着不做亡国奴，死了不当亡国鬼，抗日这件事，儿子完不成，孙子接着干！”

　　在深山老林里，游击队员们灵活地打“麻雀战”，与敌人捉迷藏，巧妙地钳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年复一年，枪林弹雨中的大青山游击队冲锋陷阵、袭击据点的一幕幕组成了我童年的难忘画卷。在根据地的空闲时间，我喜欢摆弄游击队员们佩戴的各种枪，游击队员们有人给我讲故事，有人教我背珠算九归口诀，我还主动向有文化的干部、战士请教，跟他们学写字。那时没有纸张，就用草绳穿上桦树皮写，唯一的“课本”就是当时传唱的革命歌曲，如《八路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还有根据地自编的歌谣，如《十骂汪精卫》等。

　　1942年，我由老乡护送过封锁线，辗转来到山西偏关，进入晋绥根据地偏关抗日干校学习。在这里揭开了人生新的一章。而祖母依然随军跋涉大青山区的山山水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呼和浩特。1966年5月，祖母在家乡病逝，而她带领全家参加抗日的事迹，至今还在当地群众中传颂。

　　（王友众，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转业后先后担任包头市机械厂团委书记、包头日报社副总编等职务，1990年任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5年离休后担任包头市诗词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