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名叫王清泉，年轻时只身爬煤炭车闯关东，后在奉天（今沈阳）邮局谋得一差事。“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踏遍东三省。当时，奉天民众爆发了一次逃回关内的“难民潮”，而父亲此时正在奉天邮局押火车邮件，与家人音讯断绝。我的母亲耿学琴是一名家庭妇女，虽然裹着小脚，却胆略超人，危急关头，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跟着逃难的人群，趁着黑夜扒上了难民车，逃回关内老家。不知过了多少日夜，妈妈带着我和小妹终于回到河北省邯郸县的姥姥家，见到姥姥后，大家哭成一团。值得庆幸的是，不久后，父亲也随东北邮局一部分人员撤回到关内邮政局上班。

　　1939年6月，父亲到了安徽省淮南市九龙岗镇的小邮局工作。小邮局离敌伪镇公所不远，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下是邮局营业办公，楼上住家，每当深更半夜经常传来敌伪人员拷打被捕的抗日爱国人士的惨叫声。父亲常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和小妹：“现在国难当头，你们记住要为大人分忧愁。在邮局大门外玩耍时要边玩边放哨。”那年，我十岁，小妹六岁。

　　有一天，正下着大雨，进来两个人与父亲点点头说要“寄信”。只见父亲领着他俩登上二楼天台最高处，向着伪公所的方向观察瞭望，用笔画图后便匆匆离开。当夜，枪声大作。天快亮才安宁下来。第二天，人们纷纷奔走相告，说那“阎王殿”被新四军炸了，一批“要犯”被营救。

　　对此，敌人并不甘心，疯狂地在镇上大搜查、大逮捕。记得有一天，我和小妹正在大门外玩，忽然看到煤矿上的日本特务头子田野带着翻译向邮局走来。我马上递眼色给小妹，她就一蹦一跳地进门告诉父亲。不多时，田野就登上二楼到我家住房，瞅到我父亲收藏的煤精花瓶。那翻译就和父亲说：“太君喜欢这个，要拿去玩玩。”不容父亲分说，便在大白天抢走了我父亲的宝贝。

　　1942年冬，父亲被调到了靠东海边的响水口镇（今江苏省响水县）邮局上班。镇上居民大多是靠出海捕鱼为生，自日本鬼子侵占后，人心惶惶日夜不得安。这里与解放区东坎（今滨海县）相距不足百华里，有一条邮路在断断续续地来往，一周通邮2-3次邮班。敌伪为了全面封锁解放区，时常来邮局捣乱威胁。

　　1943年冬，父亲接受党的委托，要在这里开辟一条“红色特别邮路”，完成由响水口到东坎，即从敌占区到解放区的中转任务。面对敌人残酷严密的封锁，难度较大，经过多次密谋研究，他决定挑选近五十岁的徐红陆同志担任交通员，邮班也改为每天一班。“特别邮路”开通不到一年，邮件陡增。邮件中，有《新华日报》，还有从香港寄往解放区的进口盘尼西林（青霉素）包裹。“特别邮路”一时成了一条“生命通道”。

　　“特别邮路”的后勤保密工作，由母亲主动担当起来。为了保护好寄给解放区的邮件和包裹，每天她都要忙到深夜。全国各地寄来的邮件及包裹，首先进行分类，收藏在安全地方，对于破损的包裹和信件，她发现了都要补贴，或用针线补缝完好才放心；尤其是寄给解放区的大件包裹，还要进行“大改小”重新包装，避免装到邮袋里太显眼。为了防止敌伪人员来检查破坏，她在我家大床底下挖出了一个地窖作为“特别保密室”。在响水口解放前，敌伪人员曾多次搜剿邮件，但翻箱倒柜后什么都没有捞到。

　　响水口镇解放后，负责滨海县通信交通的徐必泰同志曾专程看望父亲，盛赞他在另一条战线上的英勇表现。

　　（王书荣，现年87岁，民建会员，第七、八届合肥市政协委员，安徽省合肥市农林科学研究所原高级农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