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的艺术生涯，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曾作为解放军军乐团的演奏员和指挥，几乎亲历、见证、参与了共和国40多年来每一次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编者按：

　　于海委员作为解放军军乐团的演奏员和指挥，从1970年至今，他和他解放军军乐团的战友们，几乎亲历、见证、参与了共和国40多年来每一次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也共同见证着伟大祖国繁荣、发展、富强的足迹与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办的大阅兵活动上，于海委员再次受命，担任由1200人组成的解放军合唱团团长兼总指挥。在本文中，他回忆起几十年来参与阅兵的难忘经历，他说：“受阅一次，光荣一生！每一次指挥，奏乐声一响，我耳边听到的，我心中涌现的，便仿佛是伟大祖国大踏步前进的响亮乐章！是大阅兵培养了我，而这也是我一辈子的职责与荣耀所在！”

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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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年轻军人的坚韧与顽强，也看到了军队未来的希望。

　　全体队员经常在烈日下一站就是4个小时，有时稍事休息又继续训练，军乐团团员们表现出了用抗战精神演唱抗战歌曲的政治热情和顽强作风。

　　引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日，我们将举办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召开纪念大会、组织阅兵仪式。这是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在强国强军的伟大进程中，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纪念活动将举世瞩目、影响深远。在这次阅兵仪式上，第一次由1200名军校大学生组成了解放军合唱团，我任团长兼总指挥。受领任务以后，我感到使命光荣，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回顾我的艺术生涯，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曾作为解放军军乐团的演奏员和指挥，几乎亲历、见证、参与了共和国40多年来每一次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我曾在党的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时站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指挥全体代表高唱国歌，还多次在全国人大、政协大会的开闭幕式上指挥乐队演奏礼仪乐曲，指挥全体代表、委员高唱国歌。而最令我感到万分荣幸的，是以不同身份参加了1970年至2009年的全部国庆大典，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毫不夸张地说，每次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国之大典活动，都是对自己体力和精神的巨大考验，每一次都要经过半年之久的刻苦准备和3个月的集中强化训练，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

于海

　　永不褪色的回忆

　　早在1970年的国庆节庆典上，我作为解放军军乐团最年轻的单簧管演奏员之一，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共和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见到了毛泽东主席。那一次没有阅兵式，只有群众游行。我们军乐团700多人全部到金水桥的对面执行演奏任务。当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激动万分，不禁流下了热泪。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以最好的状态去演奏。由于那时我们这些学员的水平还不高，乐谱都是简化的。我和其他队员一样，把激动的心情糅进了乐曲里，吹奏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还有《东方红》、《毕业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乐曲。待全部游行队伍过去后，我们又一边演奏一边行进到金水桥边，我清楚地看到了伟大领袖向我们招手。我当时感到无比兴奋，回到团里后，激动得很多天夜不能寐。想起别人说过“和主席握了手，几天不舍得洗”的事，就把那天我戴的红领章、红帽徽郑重地装在盒子里，当做宝贝收藏起来，至今仍在。

　　1984年10月1日，是国庆35周年大典，我以联合军乐团分指挥的身份，光荣地接受了邓小平同志等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这是继1959年国庆之后，25年来第一次盛大的国庆阅兵，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当年的二三月份，我和战友们收到了参加国庆阅兵的指示，大家当时都特别地激动，因为我们深感，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能够参与这样重要的国之大典是莫大的荣幸。不久，我们联合军乐团就集中住进北京清河二炮某部军营。由于要在烈日下训练，训练量和训练强度太大，甚至有人中暑晕倒。几个月训练下来，每个人都变得黑瘦黑瘦的，可是谁也没有怨言。我是联合军乐团二大队的分指挥，从接到任务到国庆当天，几乎没睡过一次踏实觉，总是在想：我自己能否指挥好？到时候可千万别出差错啊！和演奏员一样，我也要背谱、演练，连走路的时候，手也在不知不觉地打拍子，还和乐队反复排练乐曲的起止配合。就这样，时间似乎很快就到了10月1日。作为军乐团的分指挥，我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央，配合总指挥，圆满完成了指挥任务。当大典结束时，我感觉两腿僵硬、已迈不开步了。

　　1999年初，我被任命为解放军军乐团副团长。5月份，筹建国庆50周年庆祝活动的千人联合军乐团，我受命担任总指挥。这次大典上要不间断地演奏37首（次）乐曲，因此每个联合军乐团成员都要把这些乐谱牢记在心。按照阅兵行进的速度，我们乐团的节奏设定在每分钟116拍。用节拍器来卡住每一个队员的速度和节奏，差半拍都不行。我那时每天都对着节拍器和秒表无数遍地练习，还与两位副总指挥和18位分指挥共同探讨研究、加练同步打拍子。大家4个多月的演练仍然是在户外，每天数小时的曝晒对身体是极大的考验。作为总指挥，我改变了以往一些“苦练死练”的做法，注重人性化的科学训练，在确保训练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训练强度。

　　1999年10月1日清晨，当我以联合军乐团总指挥的身份，走向摆放在天安门广场10万学生和千人军乐团的最中央、最前方、正对天安门城楼的红色金边总指挥台时,想起30年来自己一步步的成长，紧张变成了兴奋，兴奋又归于平静。一个个铁流般的方队踏着军乐团演奏的铿锵旋律从我身边走过时，那种神圣、自豪和感动，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一刻，什么苦、什么累，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收获了无比的荣耀！

　　2009年初，我被正式任命为国庆60周年大典千人联合军乐团团长兼总指挥。联合军乐团于3月26日在北京成立，连同军乐团的400多人，总人数为1500人（其中有1321人将在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其余为后勤保障），战友们分别来自解放军四总部、海军、空军、二炮、武警和七大军区，共15个大单位、47个小单位。组建伊始，联合军乐团、合唱队、民族打击乐队、现场布局人员、音响师在一些技术问题和合作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几次讨论都没有结果。后来，北京国庆阅兵总指挥部专门下文任命我为“音乐总监”，并明确表示“在庆祝活动的天安门现场，再遇到任何问题都由音乐总监来定”。这样一来，工作就顺利多了。我综合大家的合理意见和场地、音响情况，顺利开展工作，在各单位的积极配合下，合作非常愉快，工作进展很顺利。经过集中训练3个月共计118次的排练和预演，联合军乐团磨炼成一支过硬的团队，实现了曲目间的无缝连接。国庆60周年大典，联合军乐团像以往一样第一个入场、第一个就位。在我走上指挥台的那一瞬间，我深切地感受到祖国60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近10年来科技的发展及人文理念的进步。庆典活动直到中午12点26分结束，我们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不间断演奏的45首（次）乐曲，创造了可以说是参加人数最多、背奏乐曲量最大、表演形式最复杂、连续演奏时间最长、演奏水平最高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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