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乡村底层不愿“就近入学” 教育致贫被认为有出息

　　教育致贫被认为是很幸福和有出息的事

　　乡村底层瞧不上“就近入学”

　　□乡村底层家庭从内心也希望让子女能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却无力支撑这种愿望

　　□家长们相互攀比，导致孩子进县城读书的家庭重心就越来越下移到农村

　　□在无力选择或选择性致贫的消费性因素作用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使农村社会底层心态不断蔓延

　　在村落消费主义不断盛行的当下，教育也逐渐成了相互攀比的村落竞赛，但此类竞赛仅仅是农村社区里中上层群体的文化较量，与底层无关。

　　选择性教育消费导致底层社会的中上层群体出现“教育致贫”现象，而近些年来，随着城乡教育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等教育理念的日益盛行，底层的教育选择被进一步撕裂。

　　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的基础上，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经过半年的田野工作，微观揭秘底层社会中日益严峻的身份性分层：教育的竞争性消费。

　　教育：在农村是一种竞赛式的文化攀比

　　以四川芥县云乡雍村为例，该村地处芥县最为偏远的山区，该乡是全县唯一不通公交车的乡镇，而雍村系该乡政府所在地，全村辖11个村民小组，总户数273户，总人口1001人，全村劳动力612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为180人，贫困户21户(66人)、五保户7户(7人)、低保户18户(48人)，残疾人32人，个体工商户7户，有农家乐10家，种植业大户12户，养殖业大户6户。该村平均海拔在600～900米之间，地形复杂，多为山坡，土地资源有8737.5亩，其中农业用地面积为1983.53亩。全村人均纯收入仅为6856元。

　　在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村落社区之中，教育也仍然被作为一种竞赛式的文化攀比。

　　笔者统计发现，种植业大户和养殖业大户家庭中的孩子，75%在县实验小学或者实验中学就读。这两所学校是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学校，属于公办民助类，在全县独立招生，中学每年收取6000～8000元，小学每年收取6000元。此外，10%在芥县的上级市蜀市的学校入读，10%在附近另外一个教学质量更好的乡镇单办的小学和初中就读，仅5%就读于本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而个体工商户家庭的小孩就读县城两所实验学校的比例则降低为30%，另外50%入读邻镇的单办小学和初中，仅20%的比例入读本乡九年一贯制学校。贫困户等村落底层的家庭子女全部就读于本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笔者对该乡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调研发现，该校有8个教学班共174名学生，因各种困难获县教育局资助中心资助的学生达141人，占81%以上。分析他们获得资助的原因，60%以上是因为离异，10%是因为孤儿，而家庭结构完整状态下的纯粹贫困却并不多。

　　可见，村落社会中因家庭不同结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选择能力，存在一个明显的等级序列。尽管村落中消费意识形态在不断兴起，且逐渐演变为剧烈的教育攀比，但这总体局限于农村的中上层群体，特别是上层群体的界限之内。

　　而社会底层则与这种教育消费的自由选择无关，他们只能就近入学，将子女送入教学质量和硬件条件都相对较差的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他们从内心也希望让子女能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却无力支撑这种愿望，每学期还要从县教育局领取小学500元、初中625元的生活补助。

　　有出息的村里人要舍得送孩子去好学校读书

　　尽管雍村以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为代表的中上层群体具有一定的择校能力，但其用于教育的消费性支出仍然占据了其收入结构中的70%以上，这种选择导致的教育致贫现象，在雍村的外出务工人口中显得格外突出。笔者对雍村外出务工村民的访谈中，顾强和张泽军两位外出务工村民的情况具有较普遍的代表性。

　　44岁的顾强只有初中学历，是雍村最早的一批外出务工者。1992年，他从雍村到县城拜师学习汽车修理，到如今在县工业大道租了两间稍宽一点的门面房，从事汽车修理工作，顾强属于雍村农业户籍意义上的社会中上层，年总收入约4万元。

　　顾强有两个儿子，妻子无业。18岁的大儿子顾伟，在县实验中学读完初中，3年学费9000元。2010年顾伟考入该县两所普通高中之一——蜀镇中学，这是一所以艺术和体育为高考特色的农村高级完全中学，地处乡镇，90%以上是农村户口学生。2013年，顾伟考上四川省成都市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对学校不满意的他，选择到位于县城的重点高中——芥县高中复读，一年学费4000元，希望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学习机电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