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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他生命中的“二十七个书目” 附书单

2015年09月08日 08:54 | 作者:陈 晋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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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读天下奇书 常新胸中日月

  毛泽东与他生命中的“二十七个书目”

  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南洋侨领陈嘉庚辗转来到延安访问,他见到那里读书、学习蔚然成风,联想到自己在国统区重庆所看到的一派灯红酒绿,遂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的感叹,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规律: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引以为豪的优秀传统和弥足宝贵的历史经验。什么时候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什么时候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就容易遭受挫折。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都反复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意义。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积极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此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写进党的十八大报告,“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两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读书、学习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社会风气。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历史上爱读书、会读书,并且善于把读书、荐书作为一种有效工作方法的领导人,他对于读书、学习的见解可以带给我们诸多启发。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同志逝世39周年纪念日,我们特约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撰文,与读者分享毛泽东关于读书、学习的思考。

  ——编 者

  (一)读书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早年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创奇事。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风云一生,书剑双修。所谓“剑”者,不单指军事,还包括对书本的运用之妙,以及思想和实践的力量。读书既然是为了磨剑、亮剑,以“创奇事”,当然就不能漫无边际地阅读,那样反倒会稀释思想和实践之“剑”的力度。因此,人们总是希望读好书,读大有益于人生境界和做事本领的“奇书”。这样一来,何为奇书,怎样择书之事,便冒了出来。

  毛泽东是22岁那年遭遇这个问题的。作为师范生,他当时潜心古籍,但汗牛充栋的古籍押上一生也读不完。于是,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开列了77种经、史、子、集书目,直言:“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这是目前知道的毛泽东第一个择书而读的举动。可惜的是,这封信里所开列的77种典籍书目没有留存下来。事实上,毛泽东早年择读的书目大多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毛泽东研究的一件憾事。

  毛泽东在投身革命去奋力“创奇事”后,便把读书、择书、荐书当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根据他留下的文字或当事人的一些记载,可归纳出他阅读、推荐和编拟的27个书目(名单附后)。这27个书目,少则3种,多则100种以上,涉及上千种书。这当然远非毛泽东一生阅读的全部。他逝世后,在中南海住地的藏书达9万多册,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需要陆续配置的。还有,他当学生时记的《讲堂录》所载老师讲授或要求课余阅读的,1957年一次性索要的十几种注释和研究《老子》的书籍,1959年前后为纠正“大跃进”失误在不少会议上反复推荐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籍,晚年从200多种各类笑话集中选择的几十种,等等,都是可以通过考证整理出书目来的,这里均未计入他的择书之举。当然,列入这27个书目的,也不能说他都详细读过或读完了,但大部分毕竟是他选择出来的,对于有“奇书”之效的经典,还详加批注。专做学问的人,一生读千种书,也属不易,何况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还在革命和建设实践呢?

  最可“奇”者,不在择读之量,而在择读的内容和效果。毛泽东的择读,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学、马列和文史。但那些与他的实践活动关系不大的书籍,他同样也多有阅读。他同来访的法国政治家讨论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同康德星云学说的关系,连对方也感到陌生。1958年,他要求领导干部们读一读苏联威廉斯写的《土壤学》,说“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农作物为什么会增长”。他提出增进农作物产量的“农业八字宪法”,与阅读此书明显有关。所谓用书之“奇”,由此可窥一斑。

  (二)实践为读书之旨归

  择书而读的动力,不外两端:实践倒逼和兴趣所致。一个是由行而思的激发,一个是由内而外的延伸。与毛泽东有关的27个书目,比较具体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自己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每个重点都折射出他当时集中处理的现实要务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同准备建党的陈独秀建立联系后,回长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股份制书店。卖书他也是有选择的,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写了三个售书目录,申明所列均是“书之重要者”或“比较重要的”,择书而卖之意尽在其中。

  列入这三个书目的,多属译介的“西学”。大致分两类:一是西方哲学、政治、科技等;二是马列主义和介绍苏俄情况的。这些书在三个书目中都赫然列出,可见毛泽东择书是有思想倾向的,这个倾向,折射出当时先进分子的思想风景。

  毛泽东由开列阅读书目切入的政治实践,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有了新的景象。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编书。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前者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后者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了26种,有《列宁与农民》《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等。

  从卖书到编书,共同之处是都要先读书、择书,不同之处是从被动的择书到主动的择书,从泛泛的思想传播到有针对性的政治宣传,从推动思想变化到推动实践变革。毛泽东主持编辑这两套书,不是为了给书斋里的人群看,而是为动员和教育革命前线的人们,因此不能搞长篇大论。他很了解读者习惯和宣传规律,提出每本书不能超过1.2万字。对一些书应该怎么编纂,要求也很具体。比如,他列了一本《将来之国际大战》,特别注明:“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福龙斯(伏龙芝)之论文。”还有一本《妇女运动解放小史》,他又注明,这本书以德国共产党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为蓝本。看来,他当时的阅读很方便,且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平台来宣传共产党人的主张。

  如果说毛泽东的阅读生涯有过苦恼的话,那就是上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里无“奇”书可读。这种局面,一直到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才得以改善。毛泽东在漳州一所中学图书馆里挑选出几担书运回苏区,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读这些书,使毛泽东在风云路上的众声喧哗中,涵养着内功和识见,逐步实现思想升华。1933年,他将《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 不久又向彭推荐《“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说这些话,正是他遭受打击,靠边赋闲,心里苦楚无人领会的时候。他的实践创新不被看重,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被说成“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与苏联留学回来的一些年轻革命家相比,毛泽东当时的马列理论水平确实有待提高,对苏联党内的理论纷争也缺少了解。心里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是带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上路长征的,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事情。

  (三)读书推动身份跨越

  到了陕北,毛泽东迎来了阅读黄金期。他不断写信给国统区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大概在1936年秋,毛泽东同时收到两批书,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病中托冯雪峰转送的;一批来自北平,是一个叫王林的人托人购买带到陕北的。1965年,毛泽东还在一次谈话中说:“最困难的时候,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些书。”记忆如此之深,可见那时寻书何等急切,真个是如旱望雨。

  当时毛泽东择读的重点是军事与哲学。他后来回忆,“到陕北,我看了八本军事书”“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1937年10月22日给刘鼎的信中,毛泽东提出:“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初到陕北,集中阅读军事书籍,不仅因为制定军事战略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第一要务,更在于他下决心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当时择读并写有大量批语的哲学书籍,保存下来的有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7种。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的批语就有1.2万字左右,最长的一条有1200字。《哲学选辑》他连读3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了批画。批语主要有三类:原著内容提要,对原著观点的评论发挥,结合中国实际发的议论。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批注的哲学书,远不止7种。为什么如此集中读哲学?他1937年8月同郭沫若谈话时径直道出原因:“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毛泽东发愤研究哲学,根本上还想为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因为只有掌握理论工具,占领思想制高点,才能揭示饱读马列的教条主义者为何屡犯“左”倾错误。他读《哲学选辑》写的批语中,道出一个刻骨铭心的结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才对头呢?大道至简,毛泽东把他读哲学所得,概括为八个字:实事求是,对立统一。

  作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毛泽东追求的是掌握“工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他择读军事和哲学,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思考,在1941年以前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有对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对抗日战争规律的揭示,有对思想方法的澄清和标举,有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析和阐述,接连不断地向党内吹来与教条主义迥然相异的思想新风。

  中国共产党对领袖的选择,比较注重理论。随着一套新的理论话语逐渐为全党接受,毛泽东也完成了身份跨越: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1941年开始成为思想领袖。对此,教育家、革命家吴玉章在回忆录里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这种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感受,在当时的党内高层也比较普遍。陈云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11月4日写的整风笔记也讲,他过去只觉得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可见,结合实际的择读和理论创新,在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最后一段路程上,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胡适曾想弄明白毛泽东为何能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他找来毛泽东论著阅读后,于1951年5月31日给蒋介石的信中说:“盼我公多读一点近年中共出版的书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于红军‘长征’之后,最可看出毛泽东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红军的战略。”这最后一句,多少道出毛泽东“读奇书、创奇事”的文化风景。

编辑:巩盼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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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毛泽东 二十七个书目 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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