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人

　　自幼得到父亲（潘天寿）的言传身教，潘公凯耳濡目染，笃信中国文化关于修身养心、作人为艺的教导，艺术在他看来既源出于人生又汇归于人生，人生才是活生生的大艺。置诸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艺术形式从来与人世生活密切相关，而人的艺术才具本来就生发于人生共在之整全生命的感知与表达，并且需要整全生命之修持来加以培育与浇灌；这就不能脱离文化修养与心性修炼，甚至不能与德性完全无关，尽管狭义的伦理道德并不决定艺术质量。

潘公凯先生

　　中国艺术就根本而言，应当通达天地万物并育协和的大道，为艺之人到此境界方始获得最高意义的生命充实、心灵自由。这样一种观照方式与实践路向，千百年来已融入诗文书画乐舞诸艺，融入诗品书论画品乐论诸多评鉴著述，活化为历代为艺之士的身体力行、心领神会，自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之习焉不察的生活氛围。

　　成长于这样的氛围中，潘公凯极其仰慕父亲在艺格与人品上都获益极深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1880~1942），这既是精通书画、金石、音律、诗词文章、戏剧表演的艺术典范，更是把作人看得比为艺重要得多的人格典范。成长环境中有这些先贤的潜移默化，潘公凯从来不把艺术看作一门与人生无关之技术，而是以复其本源的态度观照艺术的源初形象：来自生命并反哺生命的教养之道、践行之道，其实质是作人之道。潘公凯明言自己的看法与父亲完全一致，作人比为艺更难，作人比为艺更重要、更根本。

　　本着作人之道，以全面发展为目标，潘公凯立足于美术创作，并且保持科技的兴趣、理性的态度，以致善为支柱向着审美与求真的领域不断拓展，探询古今新旧之历时演替，观照中西内外之同步弥散，从时间空间的交织中寻找生成与重建的契机。作为艺术家、美术理论家与美术教育家，潘公凯不仅跨越美术领域不同门类的界限，更转换身份于艺术、学问与行政之间，所有这些，都是其整全存在的充分实现与多维表现，也是其不断进行生命历炼与精神转化的人世修行。

　　潘天寿与潘公凯，1961年摄于杭州灵隐

 

　　写意

　　画格与人格，在潘公凯这里完全一致。不屈不挠地顽强伸展，承受压力、历经曲折而绵延不断，画如此，人亦如此，这在艺术追求上也得到反映。

　　传统水墨画在当今面临时代挤迫，潘公凯接过了父亲的衣钵，也继承了父亲的责任感，不仅如实领会传统的形式语言、审美标准，更继承历代前辈在其处身情境中拓展新局的愿力与志向，以期重构适应时代条件的新形式、新气象。

　　大幅写意画具有的强大冲击力，在现代大型展览场所里体现得最充分，其展示形式亦符合现代欣赏者的审美习惯；全幅画面一举呈现，扩展了观众对于水墨画的视觉感受；作品巨大的尺幅、浓重的笔墨，使其与重彩油画、前卫艺术同台并置，气势分毫不让。这就要求画家具有非凡的掌控与驾驭能力，对于墨色的浓淡分布，笔线的疏密间杂，都要有通盘协调，如统帅指挥战阵、灵活调度，千军万马随其令旗挥舞而盘旋奔突。曳笔游走于巨幅之内，画家全身投入画面舞台，恍若进入自发的周旋运转状态，心随笔运、身与笔化，身心之运作完全契合笔与纸之协同运化，而共同应合于天运，亦即物我浑然同体的自行运动。

　　2014《高秋图》98cm×180cm

　2007年《新放》180cm×180cm

　　投入这样大规模调动的身心纸笔一体联运之墨舞，潘公凯实际上在践行一种心性训练与生命能量的训练，既实施对于超大画面的控制，又进行自我控制与自我提升，他在自由抒泻情兴的同时，也在挑战水墨书写的极致。

　　潘公凯一直认为，传统水墨画在当今时代的生存环境、呈示条件，已与古典时代截然不同，因此需要引入他者的角度与多元的视野，适当吸收新技术、新手段，促进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造，既传承其一脉相通之神，又拓展新貌、寻觅生机。潘公凯的一系列尝试，都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林毓生）、“转化性的创造”（李泽厚），他以自己的家学与新知、天性与功力，创造性地把古今鸿沟转化为可以沟通的资源，从而为古老传统创造出一条潜含生机的新路。

　2005 《晨》 34x136cm

      究理

　　潘公凯高度重视中国画的笔墨，尤其注重其精神性。笔墨是中国文化在视觉方面独有的精神表达方式，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统绘画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含量。这套独特的视觉语言能有如此重要的文化作用，又要归因于中国绘画很早就启动的精英化进程。

　　文人画家在汉代就已出现，魏晋南北朝更有顾恺之、戴逵等一批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杰出画家，而且出现了精深的绘画理论与批评专著；唐代及以后，王维、苏轼等人以大诗人兼大画家的身份，有力促进了中国画的文人化进程。文化精英把思想领域的最高成就带入到对艺术的理解之中，直接影响绘画艺术的发展方向与绘画艺术的理论深度，这在艺术本体演进中具有重要意义。

　　潘公凯重点指出，在对艺术的理解与研究中，“理”非常重要，笔墨的独立与之直接相关。“理”涉及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既包含主体的意向、意念，也包含客体的内在结构与潜在态势。简言之，从主客协同运作中涌现出来的运行规律，就可称之为“理”，以它为依据去爬梳、归纳那些无常形而有常理的对象，就形成了简练而稳定的程式化语言。“程式”的侧重方面不在于外观特征、类别区分，而在于内部理路与主导关系。笔墨正是在程式化的演进过程中愈益获得独立，逐步成长为中国绘画独有的视觉语言，反过来又不断推动程式化的演变进程。笔墨独立之后就形成了不依附于客观对象的审美价值，表现为符号自身的审美趣味、甚至是一种意趣，它以富有中国文化精神含量的方式，为人类视觉结构的精致、视觉功能的复杂、视觉感知的敏锐、视觉经验的丰富，作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中国传统绘画在艺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时推进，其实就是笔墨程式、审美意趣的推进，也是中国历代文化精英通过亲身实践对人类视觉审美能力的推进。

　　笔墨并不是中国传统绘画形式语言的全部，此外还有中国画特有的章法、造型以及意境等等，但笔墨居于关键、枢纽的地位，并与所有这些组成部分共同具有“书写性”的特征。潘公凯认为自己的作品其实与传统中国画差别极大，但有一点却忠实继承下来，那就是对“书写性”的重视。书写性是笔墨的基本特性，笔墨把书写之美体现得最为充分。独立于客体形象之外，笔墨自身的书写节奏、韵律正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精髓所在，它关系到毛笔的制作与运用、绢帛宣纸的制造与使用，更密切关联于画家执笔书写的身体动感、心灵知觉、情意感受、学识修养、精神气质。书写过程体现为手眼心的协同运作，这是极富美感与愉悦感的生命律动前行。在本质上看，笔墨体现文化内涵与人格精神，画与人统一于知识精英群体的人格理想。作为艺术形式语言，笔墨必然要承载、表达精神内涵，具体说来就是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人文传统、人格理想，这涉及中华文化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与价值标准，亦即人如何作人，如何成其为高尚的人。

2015《君子见雅图》69cm×420cm

　2013《残荷如石图》970cm×360cm

　　问史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的提出，源于潘公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画出路问题的思考，具体来说就是针对当时美术界的全盘西化主张，提出了中西两大绘画体系两端深入的学术策略。

　　九十年代初，潘公凯前往美国考察当代西方主流艺术，深入了解其存在形态、内部结构、现实困境与潜在发展空间，探寻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并以此为参照思索如何建构中国美术的现代形态，如何以中国自身经验为根基，生长出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态。从1999年课题正式启动到2012年结题出版，潘公凯率领课题组成员先后开展数十次研讨活动，全面考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历程与线索、性质与形态、标准与趋势，把他对1840年以来中国美术发展史的整体把握，对中国现代性经验、问题的理解与反思全部联系起来，使理论构想在反复探问中逐步深化。课题最终成果体现为数十万字的艺术史专著《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上千张图片的大型文献图集《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图鉴》（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及由前后九次相关主题研讨会构成的四大本会议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潘公凯明确提出：自觉，是判断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诸种主张、方案之现代性的基本标识；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合称四大主义，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基本形态。“自觉”与“四大主义”，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的基本框架。

　　为中国现代美术“正名”，这在潘公凯看来是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否则中国现代美术就只能游离于全球性话语之外，最多作为西方美术现代性的边缘例证，成为西方中心之外围的“多元”特殊性表现而已。“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自觉承担起“正名”的任务，其理论根据已大大超出美术领域，拓展到现代性反思的层面。根据“一切从事实出发”的态度与方法，潘公凯以社会史、社会心理为基础，搁置西方现代性既有的标准模式，提出了未来视野之下的事件突变本体论，以完整容纳、解释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使其中涌现的事实、经验、理论得到合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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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

　　人类文化的异质趋同、高端降解、浓度稀释的大趋势，潘公凯以“弥散”概念来予以总括。

　　狭义的“弥散”，指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明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在世界范围加速扩散，以科技、军事、经济为支撑确立起人类文化体系中的主流地位。广义的“弥散”，一方面包括以中日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西传，但在西方中心论笼罩全球的大局势下，影响非常微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即后发国家经济力量的崛起，带动其文化实力的增强，开始从各个层面影响先发国家，有望逐渐在全球造成受益与反馈的联动态势。

　　就目前情况看，欧美仍然处于世界文化的领先地位，尤其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借助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其文化成就与体系性的知识快速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潘公凯高度肯定西方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但对当前的某些趋势表示担忧，并借用物理学概念“熵”来形容全球文化的弥散状态。物质、能量、信息在某个场域中的扩散，具有从高阶位向低阶位流动的趋势，这就是“熵”的增值，在文化弥散现象中表现为文化特色削弱、精神价值拉平，等等。随着弥散的波及，历史性的思潮、流派演进就转变为共时性的多元因素杂存；体系性的知识与地域性的文化环境互动，进而与原子化的个体认识混融，形成碎片化、拼贴化、扁平化、匀质化、通俗化的全球性景观。在目前这样加速弥散的处境中，曾经具有开拓精神、精英价值的实践及理念，很快会被低劣琐屑并且没有意义的复制所瓦解。因此需要不断寻找、建构“负熵”的涌流，才能对这种片面性的主宰、同质化的泛滥，构成必要的平衡与补充。深入“弥散”的大趋势，从中探寻新的生长点，这就是潘公凯提出的“生成”，也就是在增熵的洪流中寻求负熵，在趋同于混杂纷乱的无序状态中创造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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