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远去的往事

　　20世纪60年代，是个崇尚英雄和理想的年代。鱼姗玲在《难忘十七年》中写道：1963年，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激励下，作为首批上海支边青年，我从黄浦江畔来到天山脚下。

　　没搁盐就是甜的

　　前进五场在叶尔羌河东岸、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七连四周是绵延不断的沙包，上面长着稀疏的红柳和骆驼刺。地窝子远看跟沙包一样，露出地面的那半截，里面是芦苇草包着的，外面码着土，再用红柳、芦苇和泥巴盖顶。出口到地面，是一截挖出来的斜坡。下车后，小队换成了班的番号，一个班住一间地窝子。床是木板搭成的通铺，上面铺着防潮的羊毛毡子。晚上没有电，只能点油灯。

　　刚到的那天下午，连队食堂为大家准备了绿豆汤，就放在路边的大铁锅里。我拿着新发的搪瓷碗走了过去，炊事员问：“要甜的，还是咸的?”喝绿豆汤，当然是甜的了。但我接过来喝了一口，什么甜味也没有。再问，回答是没搁盐就是甜的。大锅边上只有一个放盐的小碗。

　　后来，我知道淡水就是甜水。连队食堂后面的唐王渠，常年流水，清澈见底，但喝起来又咸又涩。有时没有淡水了，食堂就用唐王渠里的水，烧汤可以不放盐。喝过那水，再喝叶尔羌河引来的渠水，尽管泥沙俱在，还真有甜味。

　　糖在那时是罕见的，上海支边青年从家里带来的奶糖就算是珍品了。我头一次探家回上海，连队在给我寄路费的汇款单附言上写着：奶油糖，不能忘。

　　跟出土文物一样

　　经过短暂的学习休整，我们开始了垦荒劳动，用坎土曼（一种新疆农具，有锄地、挖土等用途）去挖红柳、平沙包。虽然干得腰酸背痛，手上打起了血泡，没有人叫苦喊累，大家知道要过好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劳动休息时，各班围坐在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狠斗怕苦怕累的“一闪念”。收工回来，每人都要砍上一截红柳根，送到食堂当柴烧。当伙房前的柴堆成小山后，就往各班的地窝子（一种沙漠化地区的半地下居室）前堆，准备冬天烤火取暖用。

　　刚来不久，夜里下起大雨，地窝子根本挡不住雨。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后，纷纷把铺在褥子底下的羊毛毡子翻出来，盖在被子上，蒙住头继续睡。毡子上有股难闻的膻味，可是人太累了，就顾不上了。天亮后，雨停了，地窝子里是一地黄泥水。大家只有卷起裤腿光脚来回跑，把淋湿的衣物搬到外面晾晒。地窝子顶上的泥巴让雨水冲走了，不少人就拿起坎土曼挖土往上甩。值勤的副连长徐福生看到后，急得用甘肃话大声喊：“不要再甩了，再甩房顶就要塌了!”

　　戈壁滩上风沙多，有时正在外面劳动，天就变了。当铺天盖地的沙尘狂吼着向我们袭来时，大家只有原地坐着，两手抱着头，把脸埋在膝盖中间。风沙过去了，你看着我，我望着你，都忍不住哈哈笑起来了，一个个都是灰头土脸，跟出土文物一样。

　　用身体堵在决口上

　　头一年冬天，气温很低。我们从上海出来还没有经过这样的寒冷。出去劳动，棉衣棉裤都要穿上，不少人脚上还穿着毡筒。一天下午，雪花飘飘。在一块刚被推土机推出的荒地上，全连进行平地大会战。手里的工具除了坎土曼，就是扁担、筐子、独轮车。连队文教拿着铁皮话筒高声朗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几百号人热火朝天大干时，场部宣传股的人来了，拿着照相机拍摄劳动场面。他们来到我们班时，大家劲头更足了，吉忠楼扁担两头挑起了四筐土，还一路小跑。来回几趟，吉忠楼头上热气直冒，棉帽子都取下来了。照相的同志来了灵感，问他能不能把棉衣脱了。吉忠楼就赤着膊，顶着雪花，又挑起了四筐土。随着照相机的喀嚓一声，那一刻的定格成为我记忆中的永恒画面。那时他不满18岁，拿的是28.75元的工资。

　　开荒是苦活，给荒地放水压碱更是辛苦。一年开春，渠道垮口了。班里一位同志发现后，立即跳入冰冷的水中，用身体堵在决口上。等大家堵好口子，把他拉上来时，他浑身哆嗦得连话都说不清了。回到地窝子，他脱掉满身泥浆的湿衣服，随便擦了擦，就钻进了被窝。过一会儿，他喊要小便。有人把脸盆给端过去，他却怎么也尿不出来了。正当众人束手无策时，蒋伟华提着铝壶来了，说：“你听着。”随着壶嘴流出来的水声，尿也慢慢出来了。

　　开荒劳动强度大，每个人的胃口都很好，不管粗粮细粮，只要能吃饱就行。馍票不够吃，还让上海家中寄全国粮票过来。伙房里常是水煮菜，让人感到缺油水。尽管休息是10天或者14天一次的大礼拜，仍有人结伴外出十多公里，到维吾尔族老乡家里去买鸡买狗买毛驴，回来宰了改善生活。

　　（作者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退休干部）

　　（本版文章均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推荐，文章刊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