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

编者按

11月21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30周年所庆会议上，吴志攀、乐黛云、张辉、陈跃红、程巍、曹顺庆等教授回顾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并建设性地提出未来发展方向。

乐黛云教授认为学派像篱笆一样，我们如果树立一个篱笆，就把自己圈起来了，我们应该把中国学派打开来，大家都可以来研究，来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创始人杨周翰先生曾提出，如果西方人能够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学，学会中国人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学的方式和方法，他们就会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这种发现会扩展他们的视野，有助于他们对自己文学特点获得更深的理解。

乐黛云教授现场致辞

以下是腾讯文化对乐黛云教授发言内容的摘录：

1985年10月，我们成立了比较文学学会，选取了季羡林教授担任名誉会长，钱钟书先生作为我们顾问，也就是名誉会长，杨周翰先生担任第一任会长。会上，杨周翰教授做了一个主题报告《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动向》。杨先生一开始就是把眼光投向国际的，要把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当时，杨先生刚刚参加了巴黎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他把这个会的情况传达给我们。第十一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主题发言是由法国的比较文学元老艾金伯勒做的，题目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1980—1985年中国的比较文学》。艾金伯勒在发言中预言：“中国有十亿人口（1985年，中国有十亿人口),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比较文学的潜力和前景是不可限量的。”这个预言非常准确。

然后杨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样使比较文学学科真正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杨先生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克服国际间存在的片面性。应该研究如何用我国丰富的文学题材和文学实践去充实世界文学。

杨先生不但指出目标和方向，而且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指示。

1989年，杨先生在美国人文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的时候，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欧洲中心主义》。文章主要讲，世界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体系，我们不应该误认为世界只有一种体系，即欧洲体系。他指出，所谓欧洲中心主义，不过是一种从欧洲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他认为我们研究中国的时候，一定要用符合中国传统的方法。他在欧洲中心论里用了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杨先生谈到当时美国一个大学者写的博士论文，这篇博士论文把中国的一些诗人，比如李商隐、孟郊、韩愈、贾岛，作为一个群体，认为他们和17世纪欧洲的巴洛克传统是一致的、相似的。一方面追逐奇幻感官的幻觉，一方面也崇尚超越的民族思想，他们用华丽、奇崛、精雕的巴罗克诗歌来代表中国文学。杨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只有牢记中国文人的历史背景心态，才能很好地理解李商隐的困惑和孟郊的孤独。”思想史和文学的交集结合应该是当前我们研究跨学科的第一步，而这个问题早在80年代就被杨周翰先生提出来。杨先生还认为，如果西方人能够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学，学会中国人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学的方式和方法，他们就会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这种发现会扩展他们的视野，有助于他们对自己文学特点获得更深的理解。

杨先生这些论点今天我们正在做，一直在往前走。重温杨先生的这些理论，会发现杨先生的确是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创始人，他的思想带领着中国比较文学前进了30年。今后中国比较文学应该怎么走，杨先生已经给我们解读了，我觉得有几点可以提出来作为今后发展的方向。

第一，我们的任务是世界性的，要让比较文学学科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学科，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地区，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学派。有学派就会有中心，有中心就会有边缘化和排他性。现在我们应该建构互相沟通、互相对话的互利双赢的共同体。我认为学派是像篱笆一样。我们如果树立一个篱笆，就把自己圈起来了。杨先生提出国际间还存在片面性。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应该把中国学派打开来，大家都可以来研究，来推动。

第二，不能用解释这种文化的方法，去解释别的文化的方法。就是说一文化只能用它自己所产生的方法来解释它的特点，而不能用另外文化的方法来解释。要解释中国文化，就应该用中国文化自身提出来的现象、提出来的理论去解释。从古希腊开始，修辞学、阐释学、和诗学一直是西方人文学科的三大支柱。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在于表音的拼音文字和表意的汉字，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载体。表音的拼音文字，一个字一个字并没有什么意思，而中国汉字是一种表意，一个字有它的含义。西方的修辞学、阐释学都要破解文字，去探求文字背后的意义。中国特殊的文字来源使中国产生了不同于西方修辞学和阐释学的书籍。只要从文字开始，找寻他本身的意义，不需要去寻找他背后的意义。基于修辞学、阐释学的不同，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也有很多不同观点。我想这是我们今后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第三，杨先生在30年前就特别强调了文学多元性，而且在多元性里边特别强调差异性，杨先生说“我一直在强调差异和独特性，但是我绝不是对类同，即不同文学和文化间互相重叠的领域视而不见，只是我相信，差异比类似更能促进相互的理解。”

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衷于文化、族群、人类史、宗教学的问题。跨文化性和跨文化研究，跨文化性和跨文化问题，随之而产生。我们在各学科的研究中都能看到这种跨文化性。随着跨文化的交融，多元文化、文化间、跨文化通常是能够互相补充，互相促进。首先是多元文化，然后是文化间，然后是跨文化，怎么跨过去，怎么互相理解差异。

杨周翰先生在他生命最后，欧洲中心主义论坛中，非常热情地呼唤要拆除中心，就是Decentralization，要撤销中心、撤除中心，他呼唤一种以各自文化为特点进行交流对话，互相印证、互相参照、互相补充的新阶段的比较文学。杨先生的这些主张，对于今天推动和建设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建设人和自然的共同体，争取全世界人民的和谐共存互利双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0多年来，他一直是这样让我们来从事比较文学，我们也是按照他的要求不断来做的，所以我们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