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扣动扳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

—— 欧文·斯通在他长盛不衰的畅销书《渴望生活：凡·高传》末尾，一劳永逸地塑造了“凡·高自杀”这个高潮迭起、惊心动魄的时刻。然而，2011年美国新出版 的《凡·高传》的两位作者奈菲和史密斯经过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几乎彻底推翻了这一凡·高传奇。（这两位作者并非无名之辈，他们此前合写的《波拉克传》，得过普利策奖。）

关于枪击没有任何物证。没有发现任何枪支。文森特在离开拉乌旅店时所带的那些绘画工具——画架、画布、颜料、画笔、素描本，一件都没有被找到。枪击发生的地点从来没有被最终确认过。没有进行过尸检，那颗致命的子弹没有被取出来。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枪击的目击证人。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站出来确证文森特在枪击发生期间——这段大约五个小时内的行踪。（《凡·高传》）

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和我一样，在为《渴望生活》中的动情描述完全倾倒之后，从未曾想象过，凡·高还可能有别的死因，也未设想为这一“枪击事件”，后世的人们还应该追寻当年查案的种种细节（编者注：凡·高死于1890年）。我们以为凡·高的自杀从一开始就是毫无疑问的了。

然而奈菲和史密斯几乎巨细无遗地将关于这一事件的所有细节疑点都呈现给了读者：

……即使有一名警察第二天就着手调查此事，发生地附近的所有证据仍消失得如此之快而且再不见踪影。以当时的伤势，文森特根本无法在事后清理得如此干净，除了有罪的共犯，没人有理由将他遗留下的不值几个钱的大部分画具拿走，藏起来，或是处理掉。

……首先，枪击是在腹部而不在头部；其次，子弹是以一种不一般的倾斜的角度射出——而自杀中子弹通常是直射进去；再者，子弹显然是从距文森特“很远的”地方射出，远到他根本不可能扣动到扳机。

……他最近的信件充满了轻松愉悦的情绪，以及对他在奥威尔的新家引人入胜的描绘。事实上，在事发前几天他订购了大量的新颜料和一些其他生活用品——这些行为完全不像一个打算要结束生命的人会做的事，尤其是一个对花他弟弟的钱如此敏感的人。

……一星期后（8月7日），当地报纸《蓬图瓦兹报》上的一篇报道反驳了关于自杀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并且直截了当地将这次事件报道为一场意外。（《凡·高传》）

他们甚至还分析了那之后的各种来路的传闻，始自何人何时，又由何人如何转述，还有何人的叙述会因哪些意图而可能有所歪曲。他们把每一个环节都分析透了——这些刨根究底的质疑和反思，使得这篇研究性的著述读起来比任何侦探小说还要过瘾。

艾德琳（凡·高最后居住旅店的老板的女儿）顺应不同时间和场合而改变她的描述的例子众多，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最后几次的采访中（1960年代）惊人地承 认了杀死文森特的那把左轮手枪属于她父亲——这是在过去的七十多年里，无论是艾德琳还是她父亲都从未主动承认过的事实，虽然人们对文森特获取这致命武器的 地点和动机展开过深入调查。（《凡·高传》）

在海量资料的支持之下，他们提出了一种重构，而那一举解释了此案中所有的疑点。这一推翻陈说的意义非同小可，人们必然会问，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凡·高神话，还能存在下去么？正如朱丽娅·弗雷在《华盛顿邮报》上所写的那样：

（说到凡·高的死）奈菲和史密斯认真地查阅了证据，得出结论：凡·高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自杀的。他是在一个院子里被枪杀，而不是在一片田野上；被几个调皮捣 蛋的少年弄伤，也许是出于意外。尽管子弹以不大可能的角度，从太远的地方射入他身体，但凡·高却宣称“我弄伤了自己”，这样那几个孩子就不会受到指控。 “不要指控任何人。是我想自杀。”如果是不可治愈的癫痫导致他发疯，他并没有为了一个妓女割下自己的耳朵，他是被几个小流氓枪杀的，那又会怎样？全部有关 凡·高的文化工业——展览、学术研究、咖啡杯、摇滚乐——还能保留下来吗？（朱丽娅·弗雷《华盛顿邮报》）

我认为这正是这一新的凡·高 研究最值得重视的贡献之一，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澄清凡·高死因本身（澄清这一点当然已经意义非凡）。由于凡高的死关乎他的整个人生、他的人格、他的艺术，关 乎已经流行了上百年的有关他生平和艺术的浪漫形象，因此尽可能合理地还原历史真实，其意义将是全方位的。正如论者所说：

他们挑战了他自 杀的习见，提出凡·高很可能是被一个来自巴黎富裕家庭的下流少年枪杀的；这个下流胚的恶劣行为包括折磨那古怪、衣冠不整的特立独行者，也包括玩弄枪支。他 们的证据，就像他们那些一点点削弱一直以来受人尊敬的传说的修正论观点一样有说服力。（大卫·达奇《圣法朗西斯科编年报》）

当然，凡· 高不是死于自杀，而是死于他杀（尽管可能出于意外），远不是本书作者第一次指出的。第一次指出这一点的，是著名艺术史家、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运动史专家约 翰·雷华德。只不过雷华德的观点来自他在奥维尔听到的凡·高死亡的另类版本，而且并没有深入考究。而本书作者，则对这一另类版本详加研究，他们对凡·高死 因的重新描述和推理，达到了最精明的法医、最高明的侦探所能达到的程度。几乎所有论者都对这一点津津乐道，例如：

他们以令人震惊的细节，讲述了凡·高那充满了惊厥的生活的熟悉故事……也许，他们最大胆的推理（以“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作为开端的免职声明），就是凡·高并不是自 杀的。他们驳斥了当时的人们那些前后矛盾、自私自利的解释，相反却依赖于关于伤者弹道的医学分析，以及一个承认自己当年在奥维尔拥有一支手枪的少年数十年 之后的自白性声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凡·高……选择了“像一个殉道者”那样死去，而不愿将折磨他的年轻人卷入案件中。（凯瑟琳·朗《达拉斯晨报》）

除了历史学家的严谨，这一点当然也得益于他们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育背景。他们对法律的熟悉，无疑强化了其描述和推理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他们甚至还咨询 了两位职业律师（一位被告律师，一位原告律师），重点查证了当年的警察局包括凡·高本人在内的笔录。他们对凡·高及其他人的笔录的探测，堪称司法鉴定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