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近影

■目前社会商业化气氛日益浓厚、逐利思潮不断弥漫，看看这些前贤，真是一股清风，使人清醒；又如一道丰碑，仰之弥高。他们的精神在当今社会更显得弥足珍贵，值得子孙万代永远铭记。

■在这一串长长的名单中，有国家领导，也有普通民众；有海外侨胞，也有外国友人。每位捐献者几乎都有令人感动的事迹。他们献出的不只是一器一物，更从中体现了爱我中华的仁心义举，展示了天下为公的佳德懿操。这些捐赠品，不乏国之瑰宝，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故宫的收藏，也使故宫的文物品类更为系统和完整。

■这些捐献者的了不起，就在于他们于文物收藏有着完全新的境界，即收藏目的不是为了个人。

——郑欣淼

今年春节刚过，很惊喜地收到了谢辰生先生一封信，荣宝斋的笺纸，四边饰有整体的红色铁链图案，显得稳重而又透露着喜气，熟悉的充满张力的字体，末尾“时年九十又三”的附注，更有一种人书俱老、老而弥坚的沧桑感。我很珍惜耄耋老人的书信，它们带来的往往是莫名的激励，因此也是一种福分。

谢老信中附有一首七律，是题《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一书的出版：

文物珍藏今古传，仁人志士是中坚。殚劳驰骤求瑰宝，荟萃琳琅成巨编。羸得楚弓存故土，赓承先泽启新篇。喜刊精品饶丰彩，遗范呈辉励后贤。

我向谢老请教，才知多年前，他就提出编辑出版《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作为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始终参与者，谢老经历了太多的重大事件，了解这个行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并和许多向国家捐献文物的先生有过来往。他认为，为这些可钦可敬的捐献者编辑出版捐献文物集，弘扬他们的精神，意义重大，这些人大多已经谢世，他们的事迹多数人并不了解，或知之不多，因此这一整理出版带有抢救性质。

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5年前，中国文物学会启动《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出版项目，丛书共60卷，按照捐献文物的来源大致分为三类，分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收藏世家（包括名门世家）、文物界专家。经过五年的努力，《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的《张伯驹、潘素卷》（上中下）、《徐悲鸿、廖静文卷》（上中下）、《郑振铎卷》（上下）已率先面世，目前《章乃器卷》、《孙瀛洲卷》（上下）、《马衡卷》（上下）、《叶义卷》、《孙照子女卷》正在紧张编辑中，预计年内将正式出版发行。全部出版工作预计五年内完成。这是一个宏大的出版工程，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建设事业。多年来的努力，多少人的心血，终于开始有了收获，谢老怎能不由衷地高兴，怎能不用诗来抒发感情，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

我品味着谢老的诗，感到这一工作确实重要。目前社会商业化气氛日益浓厚、逐利思潮不断弥漫，看看这些前贤，真是一股清风，使人清醒；又如一道丰碑，仰之弥高。他们的精神在当今社会更显得弥足珍贵，值得子孙万代永远铭记。

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对此也很有感触。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以清宫旧藏为主，是中国最为丰富的历代艺术珍品的宝库，但故宫的藏品也在不断地增多和充实，则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踊跃捐赠密不可分。自1939年开始，至2005年2月，就有682人次，将33400多件个人藏品无偿捐给了故宫。在这一串长长的名单中，有国家领导，也有普通民众；有海外侨胞，也有外国友人。每位捐献者几乎都有令人感动的事迹。他们献出的不只是一器一物，更从中体现了爱我中华的仁心义举，展示了天下为公的佳德懿操。这些捐赠品，不乏国之瑰宝，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故宫的收藏，也使故宫的文物品类更为系统和完整。

例如，张伯驹先生曾以重金购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这是我国传世最早的一件名人墨迹，他爱同身家性命，抗日战争中曾把此帖缝在自己随身穿的棉袄中一同避难。隋展子虔《游春图》是我国现存卷轴山水画中最古老的一幅，张先生唯恐如此重要的文物被商人转手流到国外，曾变卖房产并搭上夫人的首饰才将其保留下来。20世纪50年代，张先生将珍藏的《平复帖》、《游春图》以及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之书《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书《诸上座帖》、宋蔡襄《自书诗》册、宋范仲淹书《道服赞卷》、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卷》等书画巨品无偿捐献给了国家，成为北京故宫的珍藏。

马衡先生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长达19年。1952年，在他调离故宫时，将珍藏的包括宋拓唐刻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卷在内的甲骨、碑帖等400多件文物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在他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又把14000余件(册)文物捐给了北京故宫，有青铜器、印章、甲骨、碑帖、书籍以及法书、绘画、陶瓷、牙骨器等，种类众多，数量惊人，精品不少。

朱翼庵先生曾任职民国财政部，一生殚心经史，以著述自遣，尤精于鉴别，收藏碑帖、书画多为罕见珍秘之本，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委员。他的藏碑名碑名帖多，如两汉碑刻近70种；善本精拓多，宋拓20余种，元拓4种，明拓40余种；有鉴家、学者题识为多，如元拓石鼓文，孙克弘故物，附周伯温临石鼓文墨迹，翁方纲、吴云、张祖翼、杨守敬等题识。当年马衡先生任故宫院长时，拟用10万银元收购，朱先生则表示将来要捐赠故宫。朱翼庵先生于1937年6月去世，1953年，由其夫人及四个儿子（朱家济、朱家濂、朱家源、朱家溍）将全部碑帖706种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

孙瀛洲先生20世纪50年代，将家藏3000多件各类文物捐赠给北京故宫，陶瓷有2000多件，其中25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萧龙友先生是现代中医名家，其医术精湛，被誉为“北京四大名医”之首。先生于医学之外，熟读经史，搜访金石书画及古医籍，收藏甚富。1961年，萧龙友先生的家属遵照其遗嘱，将其所藏书画、碑帖、瓷器、古墨等140余件（套）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其中如宋代《萧翼赚兰亭图卷》、元代赵孟頫《临兰亭序卷》、宋拓《兰亭序》等皆为海内瑰宝。

为了表达对捐献者的崇敬之情，并彰显其事迹、弘扬其精神，北京故宫博物院于2005年80周年院庆之际，特在故宫景仁宫专设景仁榜，将捐献者的名字按年份镌刻于墙上，以作永久纪念，出版了记述捐献者的《捐献铭记》一书，并在景仁宫有计划地举办捐献文物展览。1999年曾出版《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近年来又陆续出版捐献大家的捐献图录，目前已出版了张伯驹、叶义、郑振铎、孙瀛洲、吴景洲、章乃器等人的专集。

这些捐献者的了不起，就在于他们于文物收藏有着完全新的境界，即收藏目的不是为了个人。例如，张伯驹先生斥巨资购藏并用心血保护法书名画，却并不视为一己所有。人生有限，文物永生，以往的收藏家也许有这种认识，将个人收藏视为“烟云过眼”，或认为自己收藏只是“暂时”的。此论自与“子孙永宝”之辈别如天壤，然亦只是个人修养而已。而张伯驹先生自始之初衷就是为国家、为民族而保护这些国宝，看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先生曾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丛碧书画录·序》）在先生看来，自己所藏首先属于国家、民族，只要国家能留住它们，代代流传，他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所以先生虽与苏东坡等同有“烟云过眼”的感觉，内涵却大有区别。

这些捐献者中，不乏既是收藏大家、又是鉴定名家，而且学术成果也享有盛誉的人。孙瀛洲先生就很有代表性。孙先生是河北冀县人，早年在北京的古玩店当学徒，后独立开办了敦华斋古玩店，成为当时著名的古董商和鉴定家。新中国成立后孙先生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20世纪50-60年代，孙瀛洲先生主持并参与对故宫博物院所藏瓷器的整理、编目与鉴定，以及藏品等级的划分等，亲自编目制卡，扎扎实实做基础工作，其本身也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孙先生不仅是公认的明清陶瓷鉴定大家，享有“宣德大王”的美誉，而且还是宋、元陶瓷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从院藏陶瓷中鉴别出了过去一直未被认识的汝窑罐盖及多件官窑、哥窑瓷器等稀世珍品。《孙瀛洲的陶瓷世界》就收录了孙先生为数不多但又篇篇珍贵的所有论文。孙瀛洲先生的道路是他同时代的一批人共同历程的缩影。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再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这既具有中国的时代特色，也符合世界文物大家的养成规律。

现在，收录众多捐献者精美文物的煌煌60卷的《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正在编印之中，而且首批书已经面世。捐献者的事迹会广为人传，而其中传续着捐献者们的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和人文精神，以及无私奉献的社会意识与责任，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永放光芒！因此我也和谢老一样，感慨不已。谢老有诗，我当然要和。我的和诗如下：

功追鲁壁一何痴，禹甸文华多旧遗。古物有灵镌信史，今贤无已铸丰碑。共怜高义欧斋约，谁解深心丛碧词？瑰意琦行自堪记，捧书每是卧游时。

谢老与我的诗都不难理解。我的诗里有“鲁壁”、“欧斋约”、“丛碧词”，下面略作解释：

“鲁壁”指汉代初年山东曲阜孔子故宅的墙壁。史载，西汉前期，鲁恭王刘余拆毁孔子故宅，在墙壁中发现孔子后代藏匿的数量巨大的竹简文献，使得孔子典籍得以躲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战火浩劫而传于后世。抗战期间，故宫数十万件文物在四川乐山安谷镇安全存放了7年，马衡院长报请行政院批准后，代表国民政府向六家祠堂各颁赠了一块亲笔题写的“功侔鲁壁”大木匾额以示表彰，肯定其为保护故宫国宝作出了与“鲁壁”相同的贡献。这里借用，是说这些捐献者的贡献也如同“鲁壁”。

“欧斋约”是指朱翼盦先生的约定、承诺。先生邃于碑帖之学，曾以重金获今所能见之最先拓本《九成宫醴泉铭》（为魏徵撰文，欧阳询正书），因自號“欧斋”。先生生前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有约，身后将以所藏全部碑帖归诸国家博物院中，以免流散。后来先生家人秉承遗志，举所藏全部碑帖无偿捐赠国家。

“丛碧词”是说张伯驹先生的词作。“丛碧”为张先生号。张先生又是诗词家，有《丛碧词》等问世。周汝昌评论说：“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词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工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阕百出者之所能望其万一。如以古人为比，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张伯驹词集》序）

(作者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研究院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